长江水，自唐古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渝西，变得温厚而深沉。它流经永川，不仅滋养了这一方儿女，更将数千年的文明密码，悄然沉淀于这片土地之中。

永川博物馆近5000件馆藏文物，就书写着一部人与江共生共荣的史诗。在众多馆藏文物中，有三件文物尤能窥见长江滋养下的地域文化与长江记忆。

△永川博物馆

汉东城：长江沿岸的“活化石”

在永川朱沱镇长江北岸，有一片台地，野草灌木之下，汉东城遗址静卧了千年。它并非一座普通的荒城，而是重庆地区一部埋在地下的“石头史书”。

它的故事，就始于长江：唐武德三年（620年），朝廷在此设置万春县，正因其地处长江要津；武德五年（622年），万春县更名为万寿县；宋乾德五年（967年），万寿县改为汉东镇。

△汉东城遗址

舟楫往来，贸易通达，凭借一江之利，这座小城迅速成为渝西地区的中心。县衙、街道、市集沿江而建，商贾、文人、官差在此汇聚，不少历史文献记载了这座“汉东水驿”，是长江黄金水道上的重要驿站。

2013年，随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勘探和局部发掘，汉东城遗址得以呈现在世人眼前：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道路、窑址等各类遗迹101处，出土器物小件800余件，器物标本4500余件，涵盖陶、瓷、石、铜、铁等五大类，可辨器形有陶罐、陶纺轮、瓷碗、瓷盏、石斧、铜钱等，完整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文明序列。

其中，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口众多，涵盖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邛窑等10余个古窑；器类繁杂，包括影青高足碗、影青花口碗、影青化妆盒盖、酱釉瓜棱执壶等10余种；不少精品集中于唐、五代、北宋早期。

△汉东城遗址出土的西坝窑黑釉凸线纹执壶

△汉东城遗址出土的宋西坝窑玳瑁釉碗

△汉东城遗址出土的青白瓷高足碗

这与重庆其他唐宋遗址多以涂山窑、邛窑瓷器为主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唯一的解释，便是长江。只有凭借这条贯通东西的水上动脉，全国各地的瓷器才能穿越千山万水，抵达永川的这座小城。

汉东城遗址的城墙构筑，也极具地域特色，充分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顺应长江沿岸地理环境的建造智慧。城墙采用临江缓坡和两翼陡坎用条石叠砌的方式，形成“外看城墙巍峨挺拔，内看无墙一马平川”的城堤一体格局，兼顾防御与防洪功能，是滨江台地城址的典型样本。

目前，遗址内已发掘唐宋石城墙500余米，呈南北一字分布，连接两边冲沟，是全国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唐宋石城墙遗存。如今，汉东城遗址尚有90%的区域待发掘，仍有更多文明惊喜等待被发现。

石棺图：长江流域的独特想象

如果说汉东城讲述的是“城”与“江”的宏大叙事，那么永川博物馆里的一具东汉石棺，则镌刻着个体生命对彼岸世界的想象。

石棺出土于永川冰槽村的崖墓群，是一具保存完好的东汉浮雕双阙出行杂耍伏羲女娲图石棺。石棺四周浮雕着人物出行、门阙楼阁、人物杂耍、伏羲女娲等图案，雕刻精美、线条流畅，细节刻画生动，不仅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石刻技艺，更承载着汉代长江流域的丧葬观念、社会生活与文化信仰。

人物杂耍浮雕是石棺上的一大亮点，画面中杂耍艺人姿态灵动，有的倒立、有的抛接道具，动作舒展、神情专注，展现了汉代民间娱乐文化的繁荣。

△东汉石棺上的伏羲女娲画像

石棺上最具地域文化价值的，当属伏羲女娲图浮雕。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伏羲女娲图不同，这件石棺上的伏羲、女娲分别雕刻在石棺的两侧，女娲有一条向里的长尾，而伏羲下半身很短，没有尾巴。

永川区文管所工作人员介绍，这种独特的雕刻样式，不仅丰富了伏羲女娲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印证了长江文明的多元性。

千佛塔：一江春水寄乡愁

长江不仅运送货物，更承载情感。明代铜鎏金千佛塔，便寄托着一段思乡之情。

它诞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铸造者是寓居云南的永川人张翰言。

塔座背面阴刻的71字铭文记载：张翰言虽远在云南谋生，却始终心系故土永川，于是牵头铸造了这座千佛塔，并不远千里运回永川，供奉于县城东南郊外的东山寺。

△明代铜鎏金千佛塔

这座千佛塔通高119厘米、长35厘米、宽35厘米，通体鎏金，塔座由四方形基座和须弥座组成。素面基座上的71字阴刻铭文，清晰记录了铸造年代、铸造者、供奉地点，让我们得以从中读懂一位游子的故土情怀。

千佛塔上的406尊佛像，每一尊都细腻生动，面部表情温和慈祥，衣纹线条流畅自然。

作为明清时期佛教艺术的实物资料，铜鎏金千佛塔不仅为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宗教艺术、地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更反映了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宗教文化氛围与社会风貌。

江水汤汤，带走了时间，却将故事沉淀在泥土与金石之中。这些文物，便为我们拼凑出一幅生动而具体的长江文明地域图景。

文丨今日重庆记者 高维微

图丨永川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