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重庆垫江。

宝鼎山上杜鹃花盛放，大片大片的紫色，偶尔点缀着几抹红和白，从半山腰铺到崖壁边，远远望去宛如一道紫色瀑布。

在成群结队的游客中，有一个身影格外醒目。他身上别着一个小喇叭，一遍遍重复：“不要摘花，不要踩着花……”

他叫陈文权，去年冬天从执教30多年的乡村小学退休。领到退休证的那晚，他笑着对家人说：“现在好了，可以天天上山了。”因为山上，有另一群他钟爱的“孩子”。

△陈文权悉心呵护山上一花一木 摄影/魏瑞

初遇与决心

陈文权的故事得拉回到1993年。

那时，年轻的陈文权调到宝鼎山下的跳石小学。一个周末，他第一次爬上宝鼎山。

山路蜿蜒，走了近3个小时才到顶。当他在山顶站定，往下望去时，瞬间被“钉”在了原地：连绵的山脊在脚下舒展，风声穿过林海，发出深沉的呜咽，古旧的石雕半掩在荒草丛中。

陈文权在那儿站了很久，心里翻腾着一个念头：“这不该只是座荒山。”

他想等着有谁来做点什么，等着这座山被更多人知道，等着它变成真正的风景。这一等，就是10年。

△宝鼎山上盛放的杜鹃花 摄影/李益凤

开山与坚守

2003年春天，陈文权决定自己动手开山。

从那时起，他的周末和节假日，全都交给了宝鼎山。他自费买了相机，啃起了考古书籍。然后，他扛着工具，走遍了每一条沟、每一道梁。

他拍雪景、追云海、等日出，常常下班后步行上山，拍完星空，再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为拍晨雾，他常在半夜就顶着浓雾出发。

23年，他攒下3万多张照片，写下两百多万字资料。他成了宝鼎山的“活地图”和“活辞典”。哪块石头后藏着开得最旺的花，他都清楚。

真正的“硬仗”，在2006年打响。那年，他在北坡发现一大片几乎被“吞没”的野生紫杜鹃，荆棘、藤蔓、荒草，将它们缠得死死的。

他心疼了，到了周末，他就带着买来的手锯、砍刀再次上了山。

△满坡的杜鹃花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点头 摄影/李益凤

开山护花，这一干就是经年累月。冬天，汗水浸透棉衣，冰凉地贴在背上；夏天，汗珠汇成线，从下巴滴进土里。他的手背布满细密划痕，眼睛被树枝弹伤过无数次，眼药水成了口袋常备物。

20多年来，他用坏了十几把手锯，磨烂了六七十双劳保手套，穿破了二十多双解放鞋。

最险的一次在2023年4月。在北坡清理时，他脚下一滑，左手下意识撑地，一根尖锐的斑竹桩刺穿了他的手掌。

回到家，他用碘伏擦了擦，第一句话是：“还好是左手，不耽误明天上课写字。”

我们问他：“当时看着伤口，心里想啥？”

他顿了顿，笑了：“也就那么一下，问自己：图个啥？”没等我们接话，他又说，“可就是喜欢。喜欢了，就啥也挡不住。”

△宝鼎山上盛放的杜鹃花 摄影/向晓秋

回响与共鸣

2013年春天，陈文权拍的杜鹃花照片，第一次登上了《垫江报》，整版。报纸在同事间传阅，那些曾经疑惑的目光，渐渐变成了肯定。他没说那是什么，但我们猜，那是一种“被看见”的慰藉。

花，也真的“回报”了他。被他从荆棘中解救的杜鹃，第二年便奋力开放。“我一天能救下好几百株。看到它们开花，那就是我的成果，我的杰作。”他指着身后绚烂的山坡，满是自豪。

后来，跟随他的人多了。他建了个群，叫“爱我垫江宝鼎山”。人越来越多，有年轻人，有退休职工，还有专门从主城赶回来的老乡。那句“陈老师，我跟你一起干”，让他“高兴得很”。

他还建了个小型杜鹃苗圃。种子落下，长出小苗，他用一次性育苗杯一棵棵培育，杀虫、施肥，养两三年，再移栽到山上稀疏的地方，“就想让这山，更热闹、更密实一些。”

△游客在宝鼎山上打卡 摄影/向晓秋

未来与传承

今年春天，是陈文权退休后的第一个花期。他说只要天晴，几乎每天都上山。

我们问他：“陈老师，要是以后走不动了，怎么办？”

陈文权沉默了几秒，望向远山：“走不动了，就让娃儿把我送上来，我也要陪着这些花。”

从2003年算起，整整23年。他从青年守到老年。那些花，有的被他从荆棘中救出，有的由他用杯子精心养大移栽，有的已陪他看过了23个春天。

花不会说话，但每一朵，都在春天替他回答。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

他转过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指着远处最茂盛的那片紫色花海，反问我们：“你看，开得好不好看？”

四月的风，从山坳里涌上来，满坡的杜鹃花轻轻摇曳，像是在点头。

他笑了笑，转身走向花海更深处，背影逐渐与紫霞融为一色，只有那小喇叭里断续传来的叮咛，还在山间轻轻回荡：“不要摘花，不要踩着花……”

文丨今日重庆记者余宏

图丨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