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今日重庆特约作者 黄海子

我是江津白沙朝天嘴码头那根拴船的铁桩，浑身裹满锈痂。浪头拍打码头的响，河坝卷来的风，早就沁入了我这把老铁骨头里。

自打河滩修成码头，我便死死钉在这岸边，半步未曾挪窝。

早年间，江上船来船往，闹热得很。船上抛下的缆绳，一圈圈拴在我身上又一圈圈解开；来来回回的人，踩着石阶上岸或者上船。年复一年，多少老船曾拴过我，多少双鞋曾踩过我的基座，我早已记不清了。

可有几段烟火里的旧事，死死錾在我的身体里，半分不敢忘记。

1939年，长江水浑得像黄泥浆。一艘火轮“突突”靠岸，甲板上挤满了流离失所的读书人。缆绳“呼”地甩来，我稳稳接住。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蒋复璁领着人，一趟趟往岸上搬装书的木箱。沉重的木箱一下下猛磕在我头顶，震得我全身发颤。岸边围观的不住叹息：“若不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这些宝书哪用得着逃难？”

从前我只是一块冷冰的铁，可木箱一次次撞击头顶，那沉沉的钝痛反倒将我撞醒了。我暗自立誓，就以这铁桩之身做个见证。邓家祠堂的管事老头跌跌撞撞跑来，拍着胸脯打包票：“只要祠堂房梁不垮，这些书箱半根毫毛也损不得！”那老头瘦得风都能吹倒，话音却硬得像生铁。他这句承诺，我完完整整地给他记住了。

此后三年，江水涨落，冷雾弥漫。一箱箱宝书安然于祠堂，发挥着它们的作用。这期间，又有无数读书人沿江西迁，我看着这一个个背着行囊、面容疲惫的身影，起初护书时的那股闷气，竟被这群宁死不屈的读书人渐渐焐热了。

乱世守文脉。这是无数青年的各自撑持，硬生生扛起了破碎山河里那一缕不绝的斯文。

1942年，时局愈发混乱。驴溪半岛上，各校学子汇聚，举办万人大合唱。一曲《满江红》吼起，整条江都跟着震颤。调子一起，我这满身锈迹的冷铁，仿佛被投进了炼钢的洪炉，浑身滚烫。那歌声哪里是唱出来的，分明是成千上万学子从胸腔里喷薄而出的热血！此刻，我心震颤：即便炮弹炸平了山头，只要这群人的报国心气不散，中国就绝不会亡。

1944年3月19日，冯玉祥将军乘船抵达白沙。他不走跳板，从我身边大步一跨直接上岸。他登上高台，对着两万民众宣讲节约献金、团结抗日。说到动情处，全场掌声雷动。

学生、妇孺、乡绅、商贾，依次上前捐献钱物。见商会出资吝啬，五名学生直挺挺跪地请愿，请求多出一些抗日“力量”。后来听说，在此时刻，人群边缘，一个瘦成一把干柴的小乞丐慢慢挪上前。破烂的单衣被江风吹得鼓胀。他紧紧攥着讨来的一张纸币，票纸还带着体温——这本是他一天的活命钱，一步步挪到捐款台前，毫无犹疑，全数捐出。

是啊，此时的白沙，不分贫富，无论贵贱，人人皆是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血性巴蜀人。这般豁得出去的血性硬气、宁折不弯的硬气，绝非一日炼成。它在这江岸的石缝里扎了根，在巴蜀的风雨里长了骨，往上追溯，总绕不开一个早已作古却魂魄犹存的名字——卞小吾。

此人虽早已作古，那股不服输的烈性却仍飘荡在东华街的青石板路上。当年他撰文痛斥清廷昏聩，创办（清朝）《重庆日报》。如今他的旧居改为“学兵营”，每至深夜，我总能听见那屋里动静：十八九岁的青年捧着他的文章拍案怒吼：“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后来，许多学兵营的年轻人奔赴抗日前线，再也没回到白沙来。

每每想起他们，我心里眼前总浮出这样的光景：面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冲锋之时，昂首挺胸，腰杆笔直，半分也不惧。他们把满腔的热血和对家国的爱，撒向了他们热爱的这方土地。

斗转星移，数十年弹指而过。旧世界毁灭，新中国成立。成渝铁路通了，高速公路密了，船自然就少了。我也老了，该“退休”了。白沙大桥通车后，码头更见清闲，我这根拴船的铁桩，终日懒洋洋守着河滩。

江还是这条江，只是水声轻了，如春风低语，又似暖阳长拂。

偶有游船靠岸，年轻人跳上石阶，举着手机、相机对我照来照去。有人伸手摸我身上被缆绳勒出的旧痕，笑说“有年代感”，转身便走。也有人立在风中，长久地看我，什么也不说。

我不说话。

涨水时，江水漫过我的基座，凉津津的，像多年前那些读书人手背上的温度。水退了，滩石裸露，我身上的锈痂又厚了一层。

这江边的清净啊——是拿好多人命换来的。

可江风年年吹，年年有新草从石缝里钻出来。对岸的山上，野花开了一季又一季，没人记得它们的名字，它们也从不喧嚣。

我当然也还钉在这里。

浪来，便听着。风过，便锈着。

至于那些沉重的木箱、滚烫的歌声、带体温的纸票——它们早就走远了。

可也，从未离开过。

（作者注：忠于抗战史实，部分细节有演绎）

（黄海子：实名黄伟，江津李市镇人，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