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和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地区，弄清楚像重庆这样的中国西部内陆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情况，可以从空间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进一步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1924年，湖南和四川的留法学子在巴黎留影

　　寻路——思想变革，方兴未艾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舍身民族复兴之路，但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统统归于失败。

　　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因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纷至沓来，竞相登场。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由此爆发五四运动，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部分进步报刊

　　在这场激烈的社会思想变革浪潮中，身处西部内陆的重庆也卷入其中，社会思想文化逐渐活跃。一方面《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刊物受到重庆青年知识分子的狂热追捧；另一方面，重庆的《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綦评》《巴声》《渝江评论》《人声》等标榜“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还先后成立了新知识读书会、益社、綦江砥砺会、巴县青年进德会等小团体，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在来势汹涌的思想浪潮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只是有着一种朦胧的向往，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川籍先进知识分子，却在艰辛曲折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逐步看清“晓雾”中的一轮朝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寻找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新途径。

　　1917年5月，吴玉章在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如今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希望中国青年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后来他又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的演讲中提出，“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诸君遇着这举世浑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在吴玉章的推动下，重庆的一批先进青年为寻求救国济民之路，走出夔门，赴法勤工俭学。

　　仅1919年初至1921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余人，以四川、湖南为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一半。据载，四川有378人，为全国之冠，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今江津区）两县就有近90余人，其中巴县为47人，为全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冉钧、周贡植、周钦岳等人，就是先后从重庆赴法的。

四川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吴玉章（左一）、童庸生（左二）、杨闇公（右一）

　　此外，另一部分青年先进分子如王右木、杨闇公、唐伯焜等人也先后留学日本。但在1921年吴玉章等人组织全川自治联合会失败后，吴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先用武装的革命斗争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 “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组织来领导革命”。王右木也感叹五四后的社会运动“每见拘束于旧政治势力，不能发展”，并敏锐地意识到，今后应注意吸取从俄国传来的“真正改造途径”。

　　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重庆人民很快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青年先进分子，不仅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并且敢于探索。对于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

　　启蒙——精英推动，如火如荼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范围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1920年以后，一些先进分子纷纷来到重庆，他们与本地涌现出来的如《新蜀报》等进步刊物和社团相结合，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重庆的先进分子通过这些书报、刊物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到“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很快传播开来，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区之一。

　　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陈愚生，他创办的《新蜀报》成为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他曾在一次讲演中说：“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到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是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新蜀报》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下半年，重庆迎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阶段。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闻天、陈毅等人正是这一热潮的推动者。

萧楚女（中立者）与重庆二女师部分师生合影

　　1921年10月21日，恽代英自武汉来到重庆讲演，他以“青年应该怎样做”为题，指出青年要肩负振兴中华的社会责任。26日，恽代英离开重庆赴泸州主持川南师范校务。1922年底，恽代英在泸州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1923年1月，他辞去川南师范的职务，带着学生张霁帆、余泽鸿、穆世济、秦云阶等人来到重庆，在江北刘家台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经常与萧楚女、陈愚生、杨效春、卢作孚等人讨论宣传革命思想及教育与社会问题。

　　1922年夏秋之交，被誉为“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萧楚女来到重庆。他在重庆联中、重庆公学任教期间，鼓励学生勇敢地向腐朽的封建旧思想和旧道德挑战，要求他们在深入农村和民间的过程中去认识社会现实，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

　　1923年春，萧楚女从重庆转赴万县（今万州区），出任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积极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建立读书会，组织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等进步书刊。他还特意邀请恽代英向万县四师学生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宣传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在萧楚女的教育引导下，吴毅、吴逸僧、朱泽淮、郑叔伦等青年，后来成为了万县地区最早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该年6月，萧楚女再次来到重庆。在担任《新蜀报》主笔半年间，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了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不少针砭时弊的社论、时评。他还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专门解答青年们提出的有关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引导青年透过各种社会现象，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为迷失方向的青年指出光明的前途，深为青年所称赞，推崇他为最好、最难得的“开路先锋”。

　　1924年8月，萧楚女再度返渝，仍然坚持为《新蜀报》写社论或时评，把《新蜀报》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鼓舞和影响了大批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萧楚女在1922年9月到1925年5月期间，两进夔门，三上重庆，播火种于巴山渝水之间，竖赤旗于重庆，为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纷纷来到重庆宣扬马克思主义。1921年夏秋，邓中夏受邀到重庆参加暑期讲学会，还领导了重庆二女师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年底，陈毅从法国回到重庆后出任《新蜀报》主笔，在两年的时间里，撰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鞭笞社会时弊的檄文。1924年，张闻天在重庆川东师范任教期间，指导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开垦出一块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园地。他还为《爝光》周刊撰文，用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腐败的军阀制度，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

　　这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以知识青年为重点，通过讲学、创办刊物、成立学术研究会和社团等方式，介绍俄国革命和列宁、唯物史观、劳工思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使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论战——激烈交锋，扩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反对，也与林林总总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了激烈交锋。

　　当时，无政府主义对重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深。如《人声》社就是重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主张实行无政府的人民自治。又如平平学会，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工学主义，合作主义；宣传克鲁泡特金主张”，企图寻找一条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又向广大民众标榜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有意通过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来误导人民。

　　在当时的重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所难免。这场论战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自由”“生产与分配”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基于此，王右木、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利用发文章、做演讲等方式，结合中国现实，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对无政府主义和杜威、罗素、柏格森等人的理论进行批判，揭露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剖析其脱离社会实际的危害性，使不少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也在重庆盛行一时。曾琦、李璜等人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其实质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由于他们盗用五四运动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打着“国家”“民族”旗号，因而欺骗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重庆二女师和重庆联中就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

　　为此，萧楚女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从理论上驳斥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又从事实上揭露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国民革命的罪行。他还于1925年10月编写出版《在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针对国家主义派《醒狮周报》中所宣扬的各种言论进行了逐一批判。同时，在他的发动下，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也纷纷撰写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在《新蜀报》上发表，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使重庆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真实面目，使其影响日益缩小。到1926年下半年，许多国家主义的团体纷纷瓦解，风行一时的国家主义最终被广大青年抛弃。

　　这一时期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之间的论争，对重庆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的鲜明特点，逐步取代了各种纷繁的社会思潮，被重庆的先进分子所接受，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思想阵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探索——群星并起，交相辉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而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创立则经历了一个群星并起、交相辉映的阶段。就得到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批准承认的地方党团组织来说，重庆远远迟于京、沪、穗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但重庆的先进分子尝试组织共产主义政党性质团体的行动并不比他们晚。

　　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就收到一份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该文件反映，该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总部设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和出版部4个机构，共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主要由教师、学生、工人组成。除重庆总部外，还在川西（成都）、川西南（叙府）、川东南（雅州）、川北（顺庆）建立了分部，并打算在西藏建立组织。该组织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对抗军阀所声称的民主制思想；主张发展工业，工厂属于工人和农民；主张建立一支红军队伍来取代现有保护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等等。

　　尽管除这份档案外，至今尚未找到有关该组织性质及成员活动的其他踪迹，使之成为历史孤证。但从中可以看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教师、学生、工人群体中的传播，他们进行了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勇敢尝试。1922年6月，陈独秀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四川有3人。即“C.P.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

　　1922年10月，唐伯焜、周钦岳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周钦岳为书记，并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指出：“我们惟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惟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惟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摧毁腐朽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在綦江、南川、江北、巴县、涪陵、万县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地区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YC团）。该组织《纲领》指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反对改良派、修正派、投机派、空谈派及一切时髦派的社会党”。其《章程》规定，在组织上“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对支部、干部没有省区限制，而且明确指出中央部“现设于成都，于必要时得移往上海或北京等处”。该党成立后还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组织，积极从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这些共产主义组织的先后建立，表明了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决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偏僻的西南燃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成都等地共产主义组织之间，在成员上相互交叉、行动上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同时也为中共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建党——万流归宗，引领革命

　　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中国统一的、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则是那个时代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便是这种必然结果的缩影。

　　1924年5月，杨闇公出川赴沪，通过恽代英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希望中共中央承认YC团并置于其直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则根据建党原则，要求中国YC团自行解散，其中够条件的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方法步骤可以先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合作。9月，杨闇公在重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吴玉章、杨闇公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动宣布解散YC团，其成员再按中共党章标准吸收符合条件者入党。吴、杨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鲜明体现了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中国YC团的分化和解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是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明确提出要在重庆等地发展党组织的要求，加上重庆团地委代党工作，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成为党员或团员，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使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1925年7月15日，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重庆团地委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1926年1月，杨闇公前往上海，代表重庆团地委向党、团中央请示工作，回到重庆后于2月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作为统一领导四川境内的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机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担负起了领导全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便迅速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崭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