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邓小平同志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重庆与其有着不解之缘：1919年，少年邓小平初到重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习，并于次年跨出国门，开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征程；1949年，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继而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建立了不朽功绩，两年零八个月后奉调进京，从此踏上中央领导岗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小平同志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关心重庆的建设，并先后多次来渝视察，对重庆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怀抱理想赴渝州

　　20世纪初，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有志的知识青年聚集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之下，迫切希望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药方”。在此背景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兴起，邓小平也在此时来到重庆。

　　1919年6月，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目睹了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后，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与当时的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各界社会名流，于8月28日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此后，经过周密策划，在重庆商会、重庆教育会等单位和团体的全力支持下，由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又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任董事长兼校长。

　　该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学制一年。校址设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祠内，即今天渝中区第二十九中学及周边那段热闹繁华、商城林立的街区。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室简陋，设备很差，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地，食宿均由学生自行解决，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报考，竞争相当激烈。当时邓小平（时名邓希贤）的父亲邓绍昌正好在重庆，他得知这件事情后，便托人带话到四川广安，让儿子到重庆报考预备学校，进而到法国留学。

邓小平与家人在重庆留影

　　9月，邓小平与几个同乡一道从广安县东门口码头乘货船顺渠江东下前往重庆。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邓小平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分在了初级班，学习课程有法文、数学、中文和工业知识，其中以法文为主。学校要求学生毕业时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工业知识，为到法国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在重庆近一年的学习生活中，邓小平除了刻苦学习规定课程外，还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1月，邓小平参加了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反帝斗争。他与同学们到警察厅示威、游行和请愿，要求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交出用公款廉价购买的80多箱日货。在坚持了两天一夜之后，学生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回到学校，大家又将自己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用品摔在地上焚烧、砸烂，把洋布衣服也撕毁，以示再不用日货的决心。这一场使人热血沸腾的运动，更坚定了邓小平爱国救国、振兴实业的理想。尽管当时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在同学中流行的工业救国思想，还没有形成他后来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对于邓小平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毕业典礼。经过毕业考试和体检，邓小平与80多名同学获准赴法。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和赴法的同学们在家长亲人的尾随簇拥下，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商会、教育会等其他各界人士的欢送下，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28日清晨，吉庆轮拔锚起航，告别山城，扬帆东去，邓小平一行经上海再转乘邮轮“盎特莱蓬”号前往法国。

　　胸怀鲲鹏之志的邓小平开始了万里远航，也由此开启了他壮丽辉煌的人生。可以说，重庆是邓小平伟大革命生涯的起点。

　　坐镇重庆铸丰碑

　　1949年，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南、稳定西南和建设西南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他与刘伯承、贺龙一起，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率部挺进大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约90万国民党武装。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率部进驻阔别29年的重庆。

　　在坐镇重庆主政西南的两年零八个月里，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人一道，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坚持从西南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主张，成功地领导西南人民进行了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经济恢复、民族团结、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伟大实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65年11月，邓小平（左一）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西南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巢穴，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邓小平运筹帷幄，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呕心沥血。一方面，通过城市接管，成立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途径，及时建立起了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区人民政府到县、乡人民政府的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政权更替上的除旧布新。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征粮剿匪、镇反肃特斗争和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政治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形势下，邓小平把经济恢复作为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发展经济着手”，要求把一切工作“引导到发展生产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领导西南各地，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平抑市场物价，整顿金融秩序，迅速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物价飞涨、恶性通货膨胀的严峻经济形势；扶持私营经济，扩大公私订货，提倡“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拉动内需、增加就业，改善交通……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西南地区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完成了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税收计划，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改善，为后来实施“一五”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了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邓小平积极稳妥地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在厂矿企业，通过改革臃肿腐朽的旧机构，废除封建把头制度，铲除一贯压在工人头上的作恶分子，使工人真正成为当家作主的主人；通过进行以管理民主化、企业经营化为主的民主改革，健全了企业生产制度。在城市，通过开展以收容散兵游勇、收缴非法武器、收容游民乞丐，禁烟禁毒禁赌禁娼，宣传婚姻法，司法改革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运动，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各种陈规陋习，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从而改变了西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和西南人民的精神面貌。

　　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注意发挥统战工作在分化敌人、团结朋友、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在西南战役中，邓小平“军政兼施，恩威并重”，制定了分化、争取国民党各派系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政策策略，减少了我军的损失，使人民生命财产免遭巨大破坏。邓小平还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人民政权中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经中央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就有3位是民主人士，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的正副职位上，民主人士占1/3以上。他提出，团结多数的最好形式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要选出一个协商委员会进行经常的协商”，做好这些工作的“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这些正确做法，有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使我们党在西南很快“站住脚跟”。

　　构建新型的民族关系。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区情是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落后。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加之帝国主义的蓄意挑拨，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阂状态。邓小平认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主张在政治上，通过“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经济上，“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通过组织贸易活动“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通过“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创伟业。他主张从严治党，提出“严比宽好，精比量好”。进军西南途中，他就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向部队进行入城教育。从武装斗争转向执掌政权后，他一方面强调更多地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从思想上、作风上从严要求，严厉批评西南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思想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果断处理违纪行为。他要求“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严格党的支部生活”，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是“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邓小平从严治党的主张对于西南地区推动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西南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异常复杂的局势下，经受住了执政的严峻考验。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楼批阅文件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重庆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倡导主持修建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重庆市少年宫、枇杷山公园、大田湾体育场等群众休闲娱乐场所，让人民群众不仅打上了“肉牙祭”，还打上了“文化牙祭”。1952年7月，邓小平奉调进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此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巴渝大地留深情

　　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仍时刻关心重庆的发展与建设，并于1957年、1958年、1965年、1980年和1986年多次到重庆视察和指导工作。他十分关注三线建设、三峡工程和重庆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等问题，对重庆直辖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1950年元旦，邓小平（左二）在检阅庆祝解放的重庆市民游行队伍

　　1958年11月，邓小平视察綦江县，认真听取了将綦江、巴县和长寿划归重庆的意见。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重庆城市人口比重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足的实际困难出发，作出了将四川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以扩大重庆后勤供应基地的决定。此举，对重庆及这三个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5年11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一道，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等陪同下，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这是邓小平视察重庆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先后考察了重钢、第三钢铁厂、建设机床厂、空压厂和长安机器厂。在视察当时承担大量战备任务尤其是支援三线建设任务的长安厂时，邓小平满意地说：干得不错，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搞好三线建设。他还鼓励长安厂的职工一定要争分夺秒，再接再厉，把战备生产、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完成得更好。在8天时间里，邓小平在住所共召集了5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就重庆南线（长江以南）的高炮生产基地、北线（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为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和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左一）在重庆登上“东方红”轮赴三峡视察时，向送行的群众挥手致意

　　1980年7月，邓小平在陈丕显、鲁大东等陪同下，乘“东方红”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视察长江三峡。一路上，从防洪到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从航运到三峡库区移民的安置问题，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到三峡工程的社会影响，邓小平均详细询问了随行的专家。在听取意见后，一到武汉，他立即电召国务院及国家计委相关负责人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建设影响深远。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向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详细询问有关三峡工程的情况。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起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邓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李鹏“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 的想法，以及为了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的建议，邓小平表态：“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据了解，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一直非常关注人口大省四川能否尽快奔小康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为之后设立重庆直辖市起到了积极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遗愿，是邓小平同志对重庆人民的嘱托。”

1950年6月，邓小平在庆祝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大会上致辞

　　邓小平对重庆的关怀，不仅体现在重大方针政策上，也体现在一些小事上。改革开放后，他还多次为重庆题词，如“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杨闇公烈士陵园”“杨闇公烈士永垂不朽”碑铭、《漆南薰遗著选编》书名、《走向大西南》书名、“重庆机场”等。

　　邓小平的一生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他为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可谓呕心沥血。他不仅把自己的闪光足迹留在了巴渝大地，也留下了对重庆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