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忘的一天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14 09:36:42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1978年5月25日上午,我有幸进入坐落在京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礼堂会客室,亲切接见我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子昂。如今,胡老伯虽已离世多年,但我与家人将永远深深地怀念他!

  

  受父之托进京求见胡老伯

  

  说起这次难忘的相见,就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份交情。我的父亲张佐斌曾是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少将副队长,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弃暗投明,走上反蒋之路。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直接与他谈话或转告交办具体事项的联络人便是胡子昂。他多次对父亲谈及中共的方针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使父亲逐步认识到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父亲还曾帮助胡老伯摆脱特务的跟踪,亲自护送他至白市驿机场,使其得以转道香港赶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父亲因此受了蒋介石的责骂,却与胡老伯结下深深的情谊。

  

  此番进京找胡老伯,我也是受父亲所托。1957年,父亲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后于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受尽磨难。而在我带着家人为父上访3年未果的情况下,父亲亲笔手书了一封未封缄的信让我面呈胡老伯请求帮忙落实政策,他在信封上题写道:“培楠次子面呈:胡副主席子昂仁兄亲鉴:愚弟张佐斌手奏。”带着一线希望,我来到了当时胡老伯所在的政协。

  

  1978年5月23日上午,通过有关审查后,我终于将父亲的亲笔信呈递到政协传达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手里。她简单地看了一下信封,又查看了我的工作证等,然后打电话汇报情况。不一会儿,她告诉我:“胡老不在家,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去了,我们把你父亲的信研究后再转给他,如果胡老回忆起来就通知你。”并让我留下电话号码,等候明晚7点后的电话通知。

  

  当时,我们全家5人被安排在位于人定湖的国务院上访接待站,但那里的电话并不给一般人使用。好在接待站离石油部不远,由于我自己就在这一系统工作,因此能想法进入石油部招待所,而我留给政协工作人员的也就是这里一楼走廊的公用电话号码。24日晚7点前,我提早来到招待所一楼等候着。7点10分左右,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箭步上前,抢在服务员之先就接听了电话,而这也正是那通约好的电话。当听到电话里告知“明天早上8点半以前,请你准时到政协礼堂来”时,我激动不已——父亲的心愿终于有望达成了!

  

  25日这天,我早早醒来,身穿一套印有“大庆油田”字样的洁净的工作服,在8点前赶到了政协礼堂。门口的警卫主动招呼我,并示意我们到政协传达室等候。不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过来询问:“哪一位是大庆油田的张培楠同志?”我当即回答:“是我!”那位同志便让我跟她而行。当时,从左侧大门到礼堂门口站立着两行身着军装的警卫人员,旁边还有一排身着白色上装的公安人员,原来那天中央领导要在政协礼堂开会,特别加强了警卫。我从两行列队的警卫人员中间紧张地步入礼堂门口,里面正对门口处站立的胡老秘书急步向我迎来,他热情地握着我的双手,微笑着说:“胡老在会客室要亲自接见你……”胡老伯要亲自接见我!——面对如此高的礼遇,我真是既惊又喜,当时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

  

  胡老伯与我单独谈话

  

  那位秘书推门并礼让我先步入会客室,我当即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等待的胡老伯。他迅速站起身来,前行几步,紧握着我的双手。胡老伯这样亲切的接见,让我感到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记得父亲曾在信中告诉我:“如能有幸谒见胡老伯,千万要自信不紊,首先要恭敬拜候,老父在解放前夜敢冒杀头之危机,把胡老伯送机场飞香港,可以说我们是有生死之交之情的,按说胡老伯是一个怀旧重人间真情的人……”而胡老伯也确实如此。我立即向他敬拜,老伯连声说:“好好好!你爸爸叫张佐斌,你叫啥子名字呀?”我答道:“张培楠。”老伯一边喃喃自语着我的名字,一边轻轻地摇头——看来他还没有把我回忆起来。一时间,整个空气都凝固了。

  

  这时,我赶紧提醒:“胡伯伯,我的小名叫二弯呢!”我突然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去老伯家玩时,老伯只知道我的小名,因此对本名当然很陌生。老伯终于忆起了我,他高兴地大声说:“啊!你是二弯呀!人到中年了嘛!看来还没长变多少,好好好!”会客室紧张的气氛很快有了变化,我搀扶着老伯在长沙发上坐好,又按秘书的示意,正准备坐于一旁的单人沙发上,然而老伯又亲热地直呼我的小名,要我紧挨着他同坐在长沙发上。落坐后,老伯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慈爱地端详着我,他熟悉的笑脸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胡伯伯啊!这就是“人间真情”!这时,老伯转过头去,向其他人挥挥手,示意他们都出去,老伯要和我单独谈话呢!

  

  我将父亲的信双手呈递给老伯,老伯把信拿到较远的位置看了一会儿,但因眼睛老花而看不清。他对我说:“二弯,你给我念。”我念完信后,又告诉老伯: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快20年了,也受父亲株连多年,要为父亲落实政策很难,不然我怎么会到北京来呢?接着,我向老伯倾诉道:我是迫不得已与妻子及3个幼儿来北京的啊!我的胃已大部切除,且手术效果不佳,此外,在这里的生活开支也非常有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可能已无力坚持了。

  

  老伯关切而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诉后,表情非常严肃,他时而握着我的手,有时不住地点头。沉思片刻后,他突然大声说:“把你的材料也念给我听!”当我一口气念完后,老伯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年代,大家都不容易,特别是文革,你们的日子就更难想象了……你怎么不给我写封信来呢?我也该主动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你刚念的两封信,也是下面民情的一个方面,中央近来收到这方面的信比较多,这也是中央决策时的参考材料之一。我们政协方面要了解下情,也就是要靠你们这些人,以后你要多给我写信来……我们都应该相信,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全国人民都一定会好起来的。”老伯又说:“小平同志是一心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大事的人。最近,中央召开了很多会议进行讨论,不久就要召开重要会议了,研究的事情是多方面的,但落实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主要精神马上要公开见报,要相信党的政策是一定会落实的。”其实,就在不久前,4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因此,胡老的这一番话,更让我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后,老伯又关心地询问我的住处、单位情况等等,还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

  

  因老伯9点要开会,会谈便结束了。临走前,老伯热情地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家玩,并告知住址,最后还要我用他的钢笔把父亲和我的详细地址与单位都写在他的笔记本上。

  

  在胡老秘书的陪同下,我走出了大门。没走多远,我又不禁停下了脚步,回头注视着这座雄伟的政协礼堂,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随后,我立即在附近的邮局给急盼回音的父亲发去加急电报,告知:“胡伯伯在政协礼堂会客室亲切接见我43分钟。”回到住地后,我又将胡老伯接见我的简要情况告知妻儿,一家人热泪盈眶。

  

  上午11点左右,我来到石油部信访处,看到信访处处长亲自在门外几米远的地方等着我——他显然已经接到了有关的通知,并告诉我:部里对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信访的副部长亲自主持会议进行了研究,一定要把你的问题尽快解决好。我们已通知下去了,你有病、孩子又小,全家就坐火车卧铺回大庆……要相信一定会把你的问题落实好。

  

  不久,父亲所在地的主要领导亲自登门,为其落实了政策,有关材料也很快分寄到了我们兄弟姐妹9人的工作单位。由于我们均在外地工作,父亲在原籍无人照顾,所以按政策,我与妻儿又回到了重庆。

  

  1991年11月19日,胡老伯不幸病逝,享年94岁。闻此噩耗,我们都深感悲痛并深切怀念,同时向李月华伯母发去了唁电,以表慰问。与胡老伯的这段情缘也将珍存在我及家人的心灵深处,永难忘怀。

  

  作者/张培楠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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