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煊与重庆宽仁医院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14 09:29:30

1936年7月,彭运煊(左一)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毕业留影_meitu_1.jpg

1936年7月,彭运煊(左一)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毕业留影

 

  重庆曾有一个宽仁医院(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彭运煊是它最后一任院长。彭运煊也曾是重庆西医学界的名医,是重庆西医妇产科第一位男性医师、专家。他一生施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并亲手将宽仁医院这个教会医院交到人民政府手中。

  

  艰苦求学

  

  1909年1月1日,彭运煊出生在四川省永川县西北乡(今属重庆市永川区)一个封建家庭。他父亲是当地少有的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专事诉讼,但性格专制蛮横。彭运煊身材高瘦,五官端正,头发卷曲,皮肤白净,从小受到家庭封建礼教的教育,性格谨慎柔弱,气质儒雅。1928年,他考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医科,攻读医学博士8年,于1936年7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早期受到正规、系统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务人员。

  

  宽仁从医

  

  重庆私立宽仁医院,是1891年重庆开埠后,由来自美国教会的Janne?Macteny?H(中文译名马加里)与一英国传教士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筹建。1892年10月2日,第一座医院大楼落成,设有门诊部、住院部,病房包括普通病房和高等病房,病床共30张,命名为重庆综合医院,中文称宽仁医院。这是四川第一所西医院,马加里任第一任院长。此后,宽仁医院又相继开设了专治妇女疾病和儿童疾病的女医院和主治男性内外科疾病的男医院,再后来男女医院合并。

  

  彭运煊毕业后,在重庆宽仁医院任医师,主攻外科、妇产科,并开展多种手术治疗。从医期间,彭运煊秉承宽仁医院仁慈博爱的精神,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也为许多妇女做过手术。彭运煊曾对家人说:“我记不清为多少人接过生,我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做爸爸妈妈,又在生孩子了。”彭运煊是重庆最早的中国西医妇产科专家,也是早期与美国医务人员建立联系和友谊的医生。

  

  1939年,日机轰炸重庆,宽仁医院人员疏散,并奉命组织了急救队、手术队和医疗队三支队伍,分驻本院、陈家湾男子中学和歌乐山,开展救护伤员的工作。宋美龄专门为医院赠送了救护车,用于伤员转移。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为医院题写了“宽仁医院”院名。

  

  彭运煊参加的医院流动手术队,常常收治被空袭炸伤的民众。在凄厉的警报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与医院同仁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为伤员进行手术。一次,一名腿部严重炸伤的司机面临截肢,他力排众议,施行手术,保全了伤员的肢体;还有一次,他正在给一位急性阑尾炎病人做手术,突然空袭警报拉响,如果马上撤离,病人有可能会感染,并因此丧命,他沉着冷静地仅用15分钟完成手术,将病人送入防空洞。

  

  抗战时期,彭运煊救人无数,自己却因熬夜手术和长时间站立而落下额窦炎和小腿静脉曲张等病痛。

  

  末任院长

  

  1942年,彭运煊前往重庆宽仁医院支援的内江体仁医院任副院长,1943年又到江津宽仁医院任院长。1947年7月,回重庆宽仁医院任妇产科主任。1949年前后,重庆面临解放,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外籍医生纷纷弃院回国,医院陷入困境。危难之际,彭运煊被推举为代理院长,成为宽仁医院最后一届院长。

  

  1950年7月,彭运煊代表宽仁医院与川东行署达成协议,改称川东协办宽仁医院。彭运煊仍任院长。年底,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接收医院。1951年1月,在川东协办宽仁医院基础上成立川东医院,彭运煊被推举为副院长,半年后任院长。

  

  1953年,川东医院更名为四川省川东人民医院,属四川省卫生厅主管。1955年,医院交由重庆市卫生局主管,同年更名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彭运煊继续担任院长。

  

  作为中国早期的西医和知识分子,彭运煊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工作认真勤恳,医疗技术好,医德高尚,淡泊名利,因此不论是美国教会院方,还是共产党领导以及医院工作人员都很看重他、信任他。据其夫人回忆,解放前夕,地下党和群众就积极支持彭运煊出任院长。他能出任宽仁医院院长、川东医院院长,也是美方、中共领导和医院同仁共同选择和推举的结果。彭运煊任川东医院院长的委任状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签署,遗憾的是,该委任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

  

  宽仁重生

  

  宽仁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后,彭运煊积极筹备组建新型医院,转向更多地服务人民大众。成立川东医院后,医院添加设备、增加科室,拓展业务,是当时重庆最好的地方西医院。由于地处市中心,病人多、病种复杂,时第七军医大学(今陆军军医大学)要求与之合作,曾将川东医院列为教学实习医院。第七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何光箎是华西协合大学彭运煊的低年级校友,曾留学加拿大,他与彭运煊友情深厚,经常联系。同时,彭运煊还与第七军医大学训练部、西南医院妇产科等部门和专家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

  

  川东医院成立后,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彭运煊主持医院工作,取消了原教会医院举行的传道、礼拜、读圣经、唱诗、祈祷、忏悔等宗教仪式和活动,在医院内部努力提高工友文化。他在医院举办扫盲学习班,从汉语拼音到识字读书,每天晚上医院礼堂书声朗朗。医院还开办了图书室、俱乐部,周末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和篮球友谊赛。每年第七军医大学的学生来实习,都要举办联谊舞会,舞会在球场举行,灯光明亮,地面洒满滑石粉,木桶装满热咖啡,实习学生和医院的职工翩翩起舞,热闹非凡。

  

  为了解决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就餐问题,医院还办有各种特色食堂。20世纪50年代初“除四害、讲卫生”活动开展,彭运煊带头参加,努力整治医院卫生环境。医院还组织大年初一早晨团拜活动,将职工的心凝聚在一起。这些改变,充分调动了医生和职工的积极性,人人爱院如家。当时,川东医院成为宽仁医院建立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

  

  抗美援朝时期,医院组织了赴朝医疗队。为了支援志愿军买飞机大炮,彭运煊捐出了部分积蓄和与妻子结婚时的金戒指。1952年,他还代表重庆医学界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讲话。

  

  由于为宽仁医院的成功接管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彭运煊受到人民政府的奖励和群众的拥护,1951年,他当选为川东行署、川东各界人民大会代表,以后又连续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二届、三届人民代表,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和统战部给予的优待。1958年,彭运煊由原卫生局局长翟景龙和王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者风范

  

  彭运煊是重庆妇产科学界第一位男性西医妇产科医生、医学专家。随着社会发展,他还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如阅读马列原著,参加俄语学习班,西医、中医学习班,大量阅读英文医学书籍等。

  

  1961年,彭运煊因工作劳累而患心脏病,领导照顾,调他任四川省重庆卫生学校副校长。50多岁的他主持教学工作,亲手创办了卫校门诊部,后发展为附属医院。他孜孜不倦地指导医生论文和修改外文翻译,亲临现场指导妇产科手术。

  

  彭运煊虽然为重庆西医学界的名医,但生活简朴,家具都是从江津带来的旧物,唯一值钱的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和华生牌电扇。他不嗜烟酒,爱听新闻,书橱里放满马列原著和英文书籍。

  

  彭运煊还要承担家庭的重担。他的父亲封建观念浓厚,又很专横,一心想买地置产。解放前夕,父亲把他行医的钱拿去买了土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土地均被没收,他的父母只能来重庆依靠他生活。解放初期减租退押,他父亲无力偿还,农会派人到医院,将他的全部积蓄拿走,他家经济陷入困境。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彭运煊从来没有怨言,只是默默面对。

  

  彭运煊很希望子女能继承他的医学事业。当长子彭三才考入第七军医大学时,平时沉默寡言的他难掩兴奋,专门到商店买了一支金星牌钢笔送给儿子,并嘱其要好好学习。他问儿子学医是为什么,儿子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满意地笑了。

  

  文革磨难

  

  在20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彭运煊遭到批判,说他没有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把地主婆养在家里。他只好忍痛将年近80岁的母亲送回永川原籍,并悲愤地将父亲的骨灰坛砸烂。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运煊感到惶恐。一天,他当着儿子的面用颤抖的手将一大堆相片、证件和信件烧毁,用厨房的柴刀砍烂了医学博士的木匾。邓小平签发的委任状也在火中化为灰烬。

  

  文革期间,他家被造反派抄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一个抄家者说:“想不到当了这么多年院长、校长,家里连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造反派给他定的罪名是“漏划地主”,彭运煊便让儿子在白布条上写下“漏划地主”几个字,天天带在袖子上。学校的红卫兵还疯狂体罚他,让他在大太阳下穿皮衣跪在炭灰上。关进牛棚期间,他咳嗽吐血,造反派不准治疗,儿子在送饭时偷偷将四环素放进饭里,才救了他一命。

  

  1989年,彭运煊被检查出癌症。他一直住在条件较差的卫校附属医院,从不提任何要求。临终前,他对儿子说:“这辈子我的子女都能为国家做事,没有一个是坏人。丧事要从简,不要提要求,听从学校安排,烧了就算了。”

  

  彭运煊于1989年12月3日去世,享年81岁,重庆市卫生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作者/彭三才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