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民:重庆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07 0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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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1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组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工作会

 

  举旗树帜,开拓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新局面

  

  胡康民是重庆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的重要举旗人,在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上有许多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四川、重庆、云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联合开展史料征集和编纂工作。至90年代初,相继完成了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为主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其中,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的《大事记》《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胡康民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且与王明湘合作,撰写了整套丛书的前言。在这过程中,他体现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得到南方局老同志的认可,也被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看重,“重庆研究者写作的关于南方局的文章,往往委托康民同志审阅”。

  

  此后,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南方局老同志提出编写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设想,并希望由重庆党史工作部门承担此项工作。为了完成南方局老同志的嘱托和修史的责任,经报请中共重庆市委批准同意,市委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了由胡康民为组长,赵权璧、郑洪泉、王明湘(后期加入陈全、简奕)为成员的课题组,并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立项。胡康民负责编写框架设计、拟定提纲和撰写前言、第一章。

  

  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联合在渝举办南方局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胡康民代表课题组专门就《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提纲和第一章内容向宋平等南方局老同志和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做了汇报,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006年,作为国家课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以“良好”等级通过结题结项后,课题组成员为使《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经得起历史检验,达到出版水平,又从框架结构到内容进行不断完善,力求新的突破。尤其是胡康民,尽管病魔缠身,仍多次表示要竭尽余力“还上这笔欠账”。可是,壮志未酬,他却猝然倒在了2007年的深秋。

  

  为不负南方局老同志的期待和逝去者的心愿,2008年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做出了重启《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修改工作的决定,得到赵权璧、郑洪泉、王明湘诸位老专家的积极回应,他们克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等困难,与青年学者一道攻坚克难,终于完成该书。

  

  2009年,该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的主干工程,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是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第一本专著,它的出版带动了对南方局各方面工作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撰写《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过程中,胡康民还参与了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南方局历史陈列编写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指示,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南方局研究专家成立了南方局历史陈列编写组,胡康民与李畅培、王明湘、赵权璧、郑洪泉、张鲁鲁等同志一起,设计提纲框架,撰写具体内容。稿子写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还多次赴北京听取南方局老同志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专家意见,最终形成了一个各方都比较认可的定稿,圆满完成了任务。2001年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首次展陈时,宋平同志亲赴现场并发表讲话。

  

  对胡康民来说,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研究。他的文章数量不算太多,却篇篇精品,他的学术成就不以国家课题和核心刊物的论文数量来衡量,却可以用社会影响力来检验。

  

  2004年,胡康民构思完成了《此红岩非彼<红岩>——澄清一个常识性错误》,文章不长,却首次回应了长期以来在红岩精神研究和宣传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发人深思。这时,他已身患疾病,精力有限,这篇文章是口述后请人整理,由他亲自订正发表于《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

  

  勤思躬行,推动构建重庆党史和南方局党史基本学术体系

  

  胡康民是公认的重庆党史专家,除了熟悉川东地下党和南方局历史,他对重庆党史从建党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有比较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有比较客观、公允、深刻的论断和认识。在党史研究中,胡康民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党的发展过程和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说的是真话、实话,很少套话,更没有空话、假话。同时,他善于独立思考,能从浩繁的史料中挖掘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提炼出思想和观点。至今,《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仍是不少重庆党史研究者的案头书和营养源泉。

  

  胡康民在党史部门工作期间,主持编辑党史资料专题和党史文章不知凡几。此外,还与社科界其他单位和相关高校合作了不少科研课题,出版了不少著作。而集大成者,便是1991年编纂出版的《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

  

  这本书从1983年着手编撰,广泛吸收大量历史资料和川渝党史界的研究成果,历经多年,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方打磨而成。胡康民在书中首次基本弄清了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党史的主要进程,叙事清楚,详略得当,点评准确,体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是研究重庆地方党史不可不读的工具书。这本书和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一起,构建了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党史、南方局历史的基本认知体系和基本学术框架,是胡康民等老一辈重庆党史人对重庆党史所作的巨大贡献。

  

  胡康民研究了重庆党史上众多重要事件和人物,颇多创见。早期党团创建史方面,他撰写的《简论四川共产主义前驱者的道路》《一把入门的钥匙——四川早期党团史研究之一》《三次争吵——四川早期党团史研究之二》《试论萧楚女整团——四川早期党团史研究之三》《闇公四议》《大革命时期的重庆和“三三一”惨案》等论文,不仅涉及建党、大革命时期重庆和四川党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且研究深入、见解独到,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

  

  他熟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庆党组织斗争历程,曾用“屡仆屡起”一词准确地形容这段历史的悲壮和不易。他提出的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党组织活动的“三次低潮、四次高潮”论,对后来者准确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提供了基本范式。

  

  晚年胡康民,最耗精力的一件事是为廖伯康同志做“萧李廖事件”的口述实录。胡康民非常看重这个事件,认为通过这个地方的典型案例,可以把个人的坎坷、往昔的伤痛化为理性的反思,反映我们党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此时,廖伯康年事已高,档案资料的查找工作全靠研究整理者完成,整整几年时间,胡康民和赵权璧多次到北京、成都等地查找档案,采访案件的当事人萧泽宽、李止舟和其他知情者,并与廖伯康反复沟通、交流。

  

  其间,胡康民的身体每况愈下。在一次突发疾病时被查出糖尿病,且并发了心脏病,而熬夜工作的习惯更加剧了身体的衰弱。最终,他们写出十万字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这个口述实录的分量很重,一是案件本身影响巨大;二是口述者廖伯康及其他当事人、知情者对这段历史有许多深刻的思考、反省和总结;三是两位研究者在写作中秉承历史研究的一贯特点,在叙述事件缘起经过的同时,善于从浩繁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地挖掘出事件的深层内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引人思考,使人警醒。

  

  值得一提的,还有胡康民提出的“长衫子党员”命题。“长衫子党员”指四川有一批大革命时期的早期共产党员,如张秀熟、李筱亭等人。他们当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革命胜利后却被取消党籍,作为统战人士安排工作,并被贬为“长衫子党员”或“瓜皮帽党员”。胡康民认为,这些人数量虽少,对他们的不公正处理影响却不小。为此,他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杨世元多次讨论,拟就此问题展开写作,可惜尚未动笔,斯人已逝。

  

  此外,胡康民针对地方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者专门撰写了《关于中共地方党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地方党史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其中不少观点,比如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中具有组成性、补充性、典型性、乡土性,党史研究要有全局高度和地方特色,地方党史工作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史识)、表述历史的才能(史才)和优秀的史德等,至今读来仍有价值,值得反复咀嚼。

  

  以德聚才,共创重庆党史研究事业良好局面

  

  重庆党史部门组建以后,为解决人少任务重的困难,决定充分整合社会力量“开门办史”。在黄友凡的带领下,钟修文和胡康民善于“打人民战争”,广泛联络市内外有关机构,与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博物馆、纪念馆、党校、大专院校、地方史学会等进行友好协作,团结有关人员和其他史学爱好者共同参与到党史工作中来。

  

  在党史部门的组织下,重庆老、中、青学者志同道合,团结一心,贡献了许多成果。那时有一部电影叫《野鹅敢死队》,不少人就自称为党史工作的“野鹅敢死队”和党史研究室的“编外人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重庆党史部门虽然力量比省城薄弱,但是善于整合全市力量打“攻坚战”,党史工作十分得力。而胡康民因为表现突出,被誉为“重庆党史学界的优秀组织者”。其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业务上能够牵头;二是善于抓机会;三是善于做领导、交朋友。

  

  这批专家学者都是学有专精、各有所长,但胡康民却能服众。他一讲话,总是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思维清晰,切中要害,令人佩服。他经常教育年轻的党史工作者要当“机会主义者”,他自己也善于抓机会。那时,重庆有一些活动很受中央和市委重视,每搞一次活动,他都能组织发动一批人,共同促进相关研究向前推进。

  

  1985年以后,胡康民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没有丝毫“官气”。每次党史部门组织活动,聚集不同单位的同志讨论研究,无论是比他年长、资历比他高的,还是年龄和资历都不如他的,无论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还是学生出身的“三门干部”,他都谈得拢,交上朋友。工作之余大家无拘无束,亲亲热热,讨论会上畅所欲言,气氛活跃。

  

  胡康民能够广交朋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争名贪功。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二十多部党史著作,但从不署名,也不讲报酬;他悉心辅导许多同志写文章,却不愿署上自己的名字;晚年花费他最多精力和时间的“萧李廖事件”口述实录,他和赵权璧同样坚持不署名。他从不讲待遇排场。请他宣讲党史的单位很多,每次讲课,他总是安步当车,或公交代步,而不用讲课单位接送。在编撰《南方局党史资料》时,编写组的同志来自不同单位,经常在红岩村聚会讨论,“当时党史研究室只有一部小车,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以年龄为序,年龄大的由小车送回家,他则坐公共汽车回家或返回单位,这已成为当时的惯例”,也赢得了重庆党史和社科学界的普遍敬重。

  

  在单位,胡康民是许多人的“顶头上司”,但同志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极好相处。他是湖北人,却比川人还喜谐,摆起龙门阵来妙趣横生,怼人的本事也是令人捧腹。因为生活上比较“迷糊”,他有不少“背起娃儿找娃儿”的经典故事,大家笑话他,他毫不示弱,昂然反驳,抓住对方“要害”一击即中,少有“落败”之时。

  

  胡康民发表文章大多是用笔名。在1989年《红岩春秋》为重庆“一一·二七”殉难烈士编增刊时,他提供了好几篇短小却很有分量的文章。他要编辑随便给他取个笔名,大家就诙谐地给他取了甘晶、何旺(因他平时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用重庆方言形容为“肝精火旺”)、敖烨(因他习惯于熬夜写作)、华伐(因他头上早生华发),他也甘之如饴。他的常用笔名,还有“石化”(实话)、“俞史”(渝史)等等。

  

  只要有胡康民在,办公室总是热热闹闹,人来人往。在他面前,大家没有任何压力或拘束,大小事情都可以质疑争论。有人还跟他开没大没小的玩笑,诸如“‘胡老师说’可以简称‘胡说’”之类。虽然随和,但在工作上他不当“和事佬”,有不同意见会直言不讳地提出,字斟句酌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当年轻同志犯错误时,他也会严厉批评,甚至拍案发火,但说过就罢,绝不秋后算账。

  

  胡康民对工作不计报酬,对自己的事更是如此。重庆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是清华中学学运骨干和带头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50年他入团时没有记载参加“新青社”这段经历。20世纪80年代落实外围组织成员革命工龄时,他对落实其他同志的离休待遇非常积极,而对自己的问题只字不提。他的领导和同学都希望他写份材料说明情况,但他就是不写,坚持享受退休待遇。许多同志每谈及此,都表示由衷的敬意。

  

  令人唏嘘的是,在逝世前一天,胡康民还以病弱之躯带领党史研究室青年专业人员寻访渝中半岛的革命遗址、遗迹,耐心传授他掌握的丰富史实和珍贵史料。此时他已退休多年,却倒在了党史工作的一线。

  

  “毕生追寻真理襟怀坦白求真较真老而弥坚,半世纵横党史探隐索微悟道传道死则方休。”这副挽联,是多年受教于他的年轻同志敬献,也是大家对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生的公允评价。

  

  作者/简 奕

  

  原文刊载于2019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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