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岩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06 09:35:21

  在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和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便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统战工作,不仅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外事工作的先河,还通过艰苦的外事工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刚筹建的政务院外交部所属机构的基本骨干,大多是当年南方局领导的外事组人员。

  

  王炳南:南方局外事组当家人

  

  王炳南(1909-1988),陕西乾县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崭露头角的王炳南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从事国际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4月,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和王炳南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为进一步打破国民党外事垄断,广泛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于4月专门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冬,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作为南方局外事组负责人,王炳南积极协助周恩来领导外事组广泛加强与各驻华使馆、国际组织、国际人士的交往联系,积极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开拓了中共外事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称赞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领导外事组利用自己的住处——良庄等公开合法场所,广泛接触各国使馆人员和记者,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揭露事件真相。同时,组织外事组编译大批外文宣传材料,通过德籍妻子王安娜托国际友人带到国外。

  

  在南方局外事组的共同努力下,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接待。周恩来极为高兴,写信给王炳南,高度赞扬他的工作成绩。王炳南领导外事组在重庆的国际统战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曾大骂:“堂堂国民党宣传部,还不如共产党一个小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王炳南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重庆谈判结束后,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谈判。后又随周恩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发言人,协助周恩来开展外事活动。国共和谈破裂后,王炳南撤回延安,随后到西柏坡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继续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5年,王炳南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后又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龚澎: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

  

  1940年9月,年轻的龚澎从太行山前往重庆。那时,龚澎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而实际身份是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兼翻译、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

  

  在重庆,龚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作为南方局新闻发布员,龚澎结识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她的优雅大方和超群才智,她的敏锐观察力和幽默感,以及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灵活的外交应承,赢得了外国记者们的钦佩,“凡是在那一段时期在重庆待过的外国记者,后来写书时几乎都无例外地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曾经起草美国外交政策《白皮书》的约翰·麦尔比回忆,当年他在重庆认识的人中,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龚澎和王炳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重庆时期由龚澎教学汉语,回忆龚澎“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他甚至认为,重庆时期的龚澎“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重庆谈判期间,龚澎担任毛泽东的翻译。无论会见赫尔利大使还是接见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都由龚澎陪同,其才华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5岁的龚澎担任外交部情报司(即后来的新闻司)司长,是当时九位司级正职领导中惟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

  

  章汉夫:对外宣传战线的新华方面军

  

  章汉夫(1905-1972),江苏武进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章汉夫、潘梓年等在武汉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章汉夫在这一报一刊的筹建、出版发行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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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夫

  

  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发行。从1938年到1945年,章汉夫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使《新华日报》发挥了“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笔撰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悲愤题词。章汉夫领导《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与国民党新闻检察官进行了机智的斗争,把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散发到山城人民手中。

  

  在重庆主持《新华日报》工作期间,章汉夫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各类文章和社论。他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分析透彻,充分显示出敏捷的才思、广博的学识、深邃的见解和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国际问题的评述和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剖析,深刻尖锐,鞭辟入里,深受周恩来的重视和好评。

  

  1945年4月,章汉夫以秘书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章汉夫协助董必武编写并印发了用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散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章汉夫出色的表现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回忆录中称,“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解放战争期间,章汉夫前往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又派往香港负责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使战后的香港成为与海内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汉夫任外交部副部长兼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外交部工作23年,是周恩来和陈毅的得力助手。许多外交大事,如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谈判建交、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等,他都参与其中,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乔冠华:以笔为枪的新闻斗士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

  

  1937年,乔冠华从德国回到炮火纷飞的中国。抵达香港后,担任《时事晚报》的主笔,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撰写的“乔木时评”论点鲜明、文笔犀利,受到了香港读者的一致好评。乔冠华的文章不仅帮助读者了解二战局势、通晓时局变化,更重要的是能够鼓舞信心,指明方向。据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读完乔冠华的一篇国际述评文章后,给予了高度赞誉,说乔的文章可抵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和指示,乔冠华几经辗转,于1942年秋来到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主持国际述评专栏,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1942年11月19日,他以“于怀“为笔名发表了《条条道路通往罗马、柏林、东京》的国际述评,精辟分析了二战局势,并把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的叫嚣,比作“一座泰山上生了一个小耗子,费的力气不小,然而产生的结果,却极其可怜”。从此,“于怀”这个名字风行山城。而他的国际述评文章《春潮》《形势比人还强》《人创造了形势》《迎接人们的春天》《不能再拖》《克里米亚道路》等相继问世后,轰动一时。石西民后来撰文提及国际评述的影响,“《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压迫也难以遮没它发出的光彩。《新华日报》的言论,包括国际述评,都引起了各国通讯社的重视”。

  

  重庆时期,乔冠华除了把精力放在《新华日报》的国际述评外,还参加南方局外事组的外事活动,并与外事组的龚澎结为伉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部长。在朝鲜战场、日内瓦会议、联合国讲坛上纵横捭阖,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外交才子。

  

  陈家康:协助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家康被调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周恩来秘书兼英文翻译,并为对外宣传组成员。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陈家康任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秘书,与王炳南一起推动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开展。

  

  费正清回忆,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陈家康这“一位才思敏捷、足智多谋的小个子男士,我和他谈论了半个小时的明清史,这比整个冬季我同别的重庆人谈得都多”。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家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和外事组人员广泛联系中外记者、外国驻华使馆人员,揭露事变的真相。1944年6月,在南方局外事组的推动下,包括美、英、苏等国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因陈家康精通英语,被调回延安,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及后来的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抗战后期,陈家康又以翻译身份和章汉夫跟随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期间,陈家康以熟练的英语,协助董必武广泛接触参会的各国代表和美国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开展国际统战工作。

  

  1945年11月,陈家康代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回国后,他负责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员会联络处的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上海发言人,常面向中外新闻界发表谈话。在延安的毛泽东对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的斗争非常关注,他在一次亲笔写发的电报中,专门提到陈家康在上海的发言:“家康发言很好。”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陈家康撤回延安,奉命代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出席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世界青联执行委员,并留在世界青联工作。1948年春,他参加了世界青联派出的代表团,出访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广泛向各国青年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家康于195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随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

  

  章文晋:参与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全过程

  

  章文晋(1914-1991),浙江台州人。

  

  抗战时期,章文晋留学回国,一方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在西南联大完成学业。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将一批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青年学生经重庆撤往延安,以便为战后储备外语人才。由于南方局外事组急需外语人才,章文晋被留在重庆外事组工作。

  

  在重庆时期,章文晋接替了龚澎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章文晋参加了1945年至1946年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他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中文功底,陪同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南下北上,调处国共矛盾,圆满完成了翻译任务,深受周恩来的赞赏。

  

  章文晋后来回忆,在重庆时,他起草了一篇抨击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发言稿。看了初稿,周恩来不太满意,对他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发子弹,而在于看他是否一枪就命中靶心。章文晋顿时明白,自己的稿子是四面出击却没有击中要害。根据周恩来的修改意见,章文晋很快改出了第二稿,周恩来看了非常满意。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谈结束后,毛泽东误以为穿西装的章文晋是加拿大驻华使馆的译员,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的不错嘛!”章文晋赶紧解释,自己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一听,更高兴了。此后,章文晋从重庆、上海、南京到延安,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从事翻译和秘书工作。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章文晋在天津外事处工作,后被周恩来调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作者/丁英顺

  

  原文刊载于2019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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