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汪氏叔侄的交往情谊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04 1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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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二排左四为汪原放

 

  陈独秀和汪孟邹都是安徽人,汪原放是汪孟邹的侄儿。汪氏叔侄是著名的出版家,其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颇有名气。陈独秀因办报与汪孟邹有了联系,久而久之,便与汪氏叔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亚东图书馆的创立

  

  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这是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此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办《安徽俗话报》,并想把它交给图书社编辑、发行。他来到芜湖把想法告诉了汪孟邹,汪直言相告:“我们徽州人可是吃惯了苦,我这里每天两顿粥,清苦得很。你行吗?”

  

  陈独秀笑着回答:“就吃两顿粥好。”为砥砺意志,他把“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对联挂在堂前。于是,陈独秀在汪孟邹的书店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一直办了23期,于1905年停刊。

  

  辛亥革命后不久,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任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汪孟邹经不住朋友撺掇,来到都督府所在地安庆,找陈独秀谋差事。没想到陈独秀沉着脸说:“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柏文蔚)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将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了亚东图书馆。后图书馆迁至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亚东图书馆几次搬迁都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他多次劝说汪孟邹迁出弄堂,有一次,甚至正言厉色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因经销北京大学书籍经济状况渐好,终于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避难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回国后,他让亚东图书馆帮他办杂志。他对汪孟邹说:“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汪孟邹极表赞同,但眼下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不景气,已无力接受他的托付。汪孟邹便找到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请他们和陈独秀合作。于是,这本杂志才得以出版发行,它便是风靡一时的《新青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给亚东图书馆带来了新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陈独秀还把《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一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支持标点《水浒传》

  

  胡适最早主张用新式标点取代古籍中的旧式句读,汪原放则是第一个实践者。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汪孟邹:“大叔,我想给《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标点和分段。《水浒传》的工作已准备好,我想先从它开始。您同意吗?”

  

  汪孟邹听罢并不赞同,他更多考虑的是书的出版发行。他说:“听说你还要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这样做妥当吗?此事不做则已,一做便是要担风险的。如果书卖不掉,是要蚀老本的。”

  

  叔侄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汪孟邹只得请陈独秀帮忙,希望他劝汪原放不要这样做。陈独秀听后,一言不发,让汪原放把标点的《水浒传》给他看。几天后,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一进门便高兴地说:“我看过了,很好,能出。眉批夹注删掉好,读书嘛,就要让读者自己去读。”他把书放在桌上,接着说:“我已给适之去信,让他为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写个序。”

  

  看着陈独秀释然的表情,汪孟邹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喜滋滋地说:“仲甫,你也要写一篇才好哩!”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作了《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

  

  初版时,亚东图书馆只印了2000部,一上架便销售一空,于是又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更增强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标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当《儒林外史》即将排版时,汪孟邹又邀陈独秀作序。陈独秀却让汪原放先写,写好后再给他看。几天后,汪原放把代写的序交给陈独秀,陈独秀阅读后,仅改动了几个字。汪原放在陈独秀的鼓励下,又陆续标点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

  

  这一工作得到鲁迅和胡适的赞扬和肯定。鲁迅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汪原放重操旧业

  

  陈独秀次子陈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和汪原放是朋友。汪原放在陈乔年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汪原放奉指示来到汉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管理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出版和发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陈独秀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让他去找国民党知名人士光明甫,替他在柏文蔚的33军谋一差事,以有一张护身符。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是陈独秀和汪孟邹的朋友。汪原放向他们转达了陈独秀的口信,很快便在33军谋得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于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秘密照常进行。

  

  大革命失败后,汪原放陪同陈独秀由武汉回到上海,由于行迹匆匆,他忘带组织关系,与党失去联系。陈独秀得知后,让陈乔年告诉汪原放,在如今的白色恐怖下,“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书店很不容易做,不进则退。所以,你们还是带灰一点好,千万不可犯红,万一惹出事来,书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偿失的”。

  

  汪原放遵照陈独秀的意见,又回到亚东图书馆,重操旧业,当起编译。这期间,汪原放协助汪孟邹,使亚东图书馆在5年时间内,出版了73部书,其中汪原放的译著便有《仆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一千零一夜》等。

  

  以稿酬结清账目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判刑后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他从监狱寄来明信片,说他生病了,想让亚东图书馆派人看望。

  

  汪原放放下手头的事,来到南京探视。他走进监狱,由狱警引到一间囚所。只见陈独秀捂着肚子,从床上坐起来说:“我的胃病犯了,实在疼痛难耐。这里的狱医也治了,又是吃药,又是打针,就是不见好。”他让汪原放回到上海找黄仲医生,因以前在上海,只有吃他的药才见效。

  

  陈独秀说完治病的事,便问起亚东图书馆的情况:“我对亚东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十年前,离开陈炯明,辞去教育委员长,我便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月只有那么点钱,这点钱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亚东一次一次的预支《独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会怎样过下去。”

  

  中共初建时期,专职的党务工作者生活费很低,难以维系数口之家的生活。陈独秀失去固定的经济收入,又不理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后来高君曼患了肺病,陈独秀每月给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够,两人为此常常吵架。陈独秀无奈,只得以稿费补贴全家生活。而稿费往往是预支的,为此,他欠了亚东图书馆许多债。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两人互道问询后,陈独秀让汪原放重新印刷《独秀文存》,以稿酬结清亚东图书馆的账。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独秀文存》,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印4000部一次告罄。

  

  老友柏文蔚、章士钊给亚东图书馆送来一些钱,让转交给陈独秀,以贴补生活之需。陈独秀执意用这些钱抵销亚东图书馆的账。这时,亚东图书馆是汪原放主事,他体谅陈独秀的清贫,根本没打算让其抵销亚东图书馆的账。陈独秀每次催问此事,他总是敷衍,而不出示明细的账单。6月16日,陈独秀又给汪原放来信说:“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

  

  《独秀文存》销售书款回笼很快,加之柏、章二人的赠款,抵销陈独秀在亚东预支的稿酬已绰绰有余。这时,汪原放才让账房抄了一份明细的账单,于10月寄给陈独秀。很快,陈独秀给汪原放复信:“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尚存的钱,他委托亚东图书馆按月支付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陈和年。

  

  频频去信出谋划策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当时,亚东图书馆的经营很不景气,他频频去信,为其出谋划策。他建议亚东印行《今古奇观》和章士钊的《诉状》,后又建议印行章士钊的《论衡》及李季译的《马可波罗》,因为这些书“都要行销些”。他还告诉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现在“加文具部,很要紧。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错,和书籍同做,财政可以活泼的多”。

  

  陈独秀还为亚东图书馆资金周转一事,去信柏文蔚,让其设法周转,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约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亚东图书馆重新改组,新拟出版及发行计划,走出了困境。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时,生活十分凄凉。疾病的疼痛使他不能握笔写作,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以文赚酬了。

  

  汪孟邹知道后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去信,寻求帮助。信中说:“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的办法,该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陈独秀虽十分感谢,却一口回绝道:“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陈独秀和汪氏叔侄的友谊,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如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所说: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

  

  作者/张家康

  

  原文刊载于2019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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