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分离竟成永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3-01 09:39:55

  前些年,笔者在翻看“11•27”烈士档案时,发现李子伯烈士的档案资料极少,仅仅只有三份,总共不到千字。笔者多方打听,辗转联系到家住重庆南坪的王静娴(李子伯烈士遗孀),恳请她写一些回忆李子伯的材料。94岁高龄的王静娴行动不便,但精神尚好、思路清晰,她答应了请求。数天后,王静娴通过儿子何建华转交给笔者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详细记录了她与李子伯共同生活的那段经历……

  

  李子伯(1911-1949),四川营山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盟盟员,“小民革”成员。毕业于抗大晋南分校,后被派往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从事军运工作。1947年10月策划川东武装起义,因“小民革案”牵连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

  

  结婚

  

  我叫王静娴,生于1920年11月29日,祖籍福建莆田,明朝末年家族迁至重庆。我还未成年,父亲就去世了。不久,家里遭火灾,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到南坪团圆堡租房子住下。

  

  1942年,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驻扎在我家附近,团里的军医主任陈仲达(重庆解放后在重庆中南橡胶厂行医),带着妻子住在我家旁边,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陈仲达因工作的关系,加之朋友众多,经常不回家。他的妻子胆子较小,不敢一个人睡觉,便经常找我陪她。时间一长,我们就相互熟悉了。

  

  一天,我的七哥王世积和五姐夫周承德带了一个叫李子伯的人到家里做客。不知什么原因,李子伯在院子碰到陈仲达后,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很投机。后来,李子伯经常到陈仲达家做客,而我又常去陈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经常接触,我和李子伯也逐渐熟悉起来。

  

  直到有一天,陈仲达的妻子与李子伯手提聘礼来到我家提亲。旧社会,儿女的婚事都由父母做主。母亲经不住陈妻劝说,便答应下来。几天后,我和李子伯办了订婚酒席,交换了订婚信物。就这样,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与李子伯相处期间,正值日机频繁轰炸重庆。日机一来,我俩就跑到离院子不远的古坟里,躲避轰炸。

  

  李子伯在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服役,他在我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提出回部队的想法,并希望与我马上结婚。仓促之下,我俩领了结婚证,办了结婚酒席。之后,我们离开重庆来到成都荷花池住下。

  

  到成都后,有两个人经常来我家,一个叫萧中鼎(渣滓洞大屠杀脱险志士),一个叫何雪松(在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他们来我家有时摆龙门阵,有时像在开会,讨论着什么。他们一来,我就给他们泡茶、煮饭。有时李子伯会叫我出去给他寄信,我猜测他是想把我支开,以免影响他们谈话。

  

  消失

  

  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一天,李子伯突然对我说:“静娴,我出来这么久,还没有回过老家营山,现在我们已经结婚,还是回趟老家看一下我父母吧。”听后,我立马答应。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收拾好行李后,乘车去了南充,因为去营山要经过南充转乘。

  

  奇怪的是,当我和李子伯带着行李到南充车站时,他却突然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消失,找遍车站的各个角落,也没有找到他。南充车站车水马龙,我不知所措,站在原地等了很久也没看见他的身影。无奈之下,我只好买了回重庆的车票。

  

  回到家里,居然发现李子伯也在这里。气急败坏的我责问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他只说有急事必须离开。冷静过后,我原谅了他的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在国民党军队秘密联络进步官兵,组织武装力量,被人告密而被迫离开成都。

  

  李子伯回到重庆后,经常外出,有时几天才回家。一次,他从外地赶回来对我说:“静娴,我们在合川还有一家亲戚,很久没有去了,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吧。”我听他这么一说,又答应了。第二天,我和他带着行李,从朝天门码头坐船到了合川码头。我下船时,又不见他的踪影。欲哭无泪的我只好带着行李,买了回重庆的船票。

  

  至于李子伯为何突然消失在南充汽车站和合川码头?我猜测可能是他遇到了特务盯梢不得不隐蔽,也可能是遇到了革命同志需要商量事情不得不离开。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消失的真正原因。

  

  被捕

  

  一天早上,李子伯突然收到萧中鼎、何雪松两人的信,立马让我给他准备行李。我没有多问,赶紧给他收拾衣物,还把我舍不得用的鸭绒被打包给了他。因为行李较多,我请邻居范天义帮忙挑到铜元局河边的码头上。在码头,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他就匆匆地上了船。我以为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殊不知,这次分离竟成永别。

  

  过了一段时间,在城里邮局上班的王焕庭(我弟弟)急匆匆地找到我,说国民党的报纸上有李子伯、萧中鼎、何雪松被捕的信息。我听后,顿时昏了过去。原来,在1947年11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铁证》的消息,称:“民盟李荫枫勾结共匪密谋在川东北武装暴动事实,民主同盟盟员李荫枫原为四川失意军人,加入民盟后,积极联络失意军人,煽惑现职军官叛变,招收军火技术人才,勾结共匪李先念部,密谋在四川东北发动武装暴动,经警宪机关破获,连同同党李子伯、萧中鼎、何雪松等人一并捕讯。”

  

  李子伯被捕后,我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过了几天,我收到他从狱中写来的信,信中叫我不要担心,希望我给他寄点手纸和咸菜。我马上写了回信,并去街上买来手纸和咸菜,将其整理成包裹,赶到国民党重庆行营二处。我向工作人员哀求,请他们务必将包裹交给李子伯。

  

  我听说李子伯可能关押在磁器口附近的一所监狱,就跑到磁器口打听监狱的具体位置。好心人对我说:“那里根本去不了,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从外面走错路进到那里的人都没有出来过。”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有些害怕,只好回家。

  

  1947年12月13日,李子伯再次写信给我,内容如下:

  

  静闲:

  

  别后甚念,现在我身体非常健康,每日都在读书写字,请勿挂念,兹请照搬事项列后:

  

  (一)知你素多疾病,务须好生保重,尽量医病,以保持健康为要。

  

  (二)国管区俸款,如已兑到时,你酌兑一部回营山母亲,并写信安慰。如未兑到时,可速写信请杨李二兄帮忙领兑,言词要谦和,说我贸易回来,再来酬谢。

  

  (三)前于十月七号由丁云寄存“两路口车站对面侨声招待所302号房间之行李”是我的,请托人前往清取,如遗失可惜。

  

  (四)你身体如何?

  

  (五)速将上项事情函复,完结。

  

  伯伯及全家老小均吉!

  

  来信照信面地点寄

  

  子伯 十二月十三日

  

  收到信后,我按信中所提要求,逐一照办。在办理的过程中,却遇到一些困难。

  

  我来到两路口侨声招待所,找老板要回那床鸭绒被。老板见我是乡下女人,认为好欺负,不但不给,还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想拿走这床鸭绒被,就得把你丈夫离开这段时间的房间费付了,否则,别想拿走。”当时,我身上除了有一点路费,并没有多余的钱。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又失去了丈夫的支撑,哪来的钱!我只好忍气吞声离去。

  

  重庆解放后,我把这一情况向当地人民政府反映,政府派人与我一起去侨声招待所,老板很快把鸭绒被还给了我。后来母亲去世,家里没钱买棺材,我就把鸭绒被卖了,买了一口棺材。

  

  寻找

  

  1949年11月30日,当人们载歌载舞,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庆祝重庆解放时,我被人民政府派来的同志接到歌乐山渣滓洞监狱,辨认被特务杀害的革命志士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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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在渣滓洞监狱放风坝的殉难者遗体和棺木

  

  当我走到渣滓洞监狱入口,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走进监狱外院,看见男牢已经被烧毁。内院中,坝子里整齐地摆放着用白布包裹的殉难者遗体及棺材,有的遗体还未来得及处理,却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悲伤之下,我晕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全部集中于男牢楼下八间牢房。他们锁上牢门,用冲锋枪、卡宾枪对准牢房疯狂扫射,然后逐个补枪,泼上汽油,纵火焚烧。

  

  我在渣滓洞晕倒后,被人送回家。因悲伤过度,我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三年多。其间,我差点离开人世,家里人把棺材和寿衣都为我准备好了。

  

  但人民政府没有放弃我,派人把我送到医院救治,病情逐渐好转。之后,政府把我送到重庆市妇联学习,并在那里接受心理咨询师的开导。彻底康复后,我先后在重庆南岸区的裕华纱厂、江津驿头厂、重庆松藻矿务局工作。后来,我自愿回到老家南岸区南坪公社长江大队团圆堡生产队务农。

  

  作者/王静娴口述 王浩 苏予 何建华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9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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