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爱国台胞蔡智堪反日救国二三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2-28 09:52:44

  20世纪上半叶,有这样一位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阻止帝制复辟等活动而不惜毁家纾难的爱国台胞——他以大量金钱资助日本在野大党“民政党”要员,利用两党政争矛盾智取《田中奏折》;他以私人交情说服日本政府内阁司法省法务大臣尾崎行雄阻止了阁议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改行帝制案;他出钱出人出力,助蔡锷从日本假道台湾赴滇,进而完成维护共和的护国壮举;他受托调查皇姑屯炸车案,确定日军为始作俑者,促使田中内阁垮台……这位因从事秘密活动而鲜为人知的幕后英雄就是蔡智堪。

  

  蔡智堪(1888-1955),本名蔡德扁。祖上为台湾省苗栗县后龙镇从事造船行商业的大族首富,其父热心于造福地方,尤其注重传承和守护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甲午中日战争一声炮响,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割台湾。蔡父异常悲愤,并筹款输饷支持义军抗日。他常以“君子报仇,九世不忘,愿吾子孙有以覆之者”训示子侄树立收复故土之志。1899年,在感到回天乏术之后,蔡父带着十来岁的智堪到日本求学并在东京落籍,开设“蔡丰源商行”,成为东京非常有名的台湾富商,也为蔡智堪日后从事反日救国活动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蔡智堪长期在日本生活、读书、经商,对日本国情以及社会政治状况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深知执政的“政友会”一向坚持领土扩张主义,积极图谋侵略中国,所以不惜以大量金钱资助在野大党“民政党”要员,并于两党政争矛盾中获取执政党侵略阴谋的重要情报资料提供给祖国当局。同时,蔡智堪凭借他在政商界的显要地位,宣扬中国革命宗旨,游说日本朝野政要,并通过他在日创办发行的《日华杂志》等各种渠道,宣传中日两国应该修睦邦交,期望能抑制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1905年,18岁的蔡智堪跟随兴中会元老陈少白迎接抵日的孙中山先生,并初次聆听孙先生讲述革命的真谛,由向往革命而立志加盟革命。同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智堪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会,并亲承中山先生指示,奉行革命救国任务,从此开始秘密活动。

  

  智取《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原名《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昭和天皇的奏章。全文长达四万余字,指导思想为“欲征服支那(即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该奏章所指示的侵略步骤非常明确,方案极为周详,即先夺取东三省与内外蒙古(日本军阀所划定的满蒙范围),以所掠夺的丰富资源供作进据中国的资本;北战苏俄而掠夺西伯利亚,南战英美而囊括南洋、印度,再扩至欧洲、太平洋彼岸。其中对擒张学良、推出傀儡、踞有东北、打进关内等各细节问题都进行了详尽计划。

  

  1928年4月14日,中国驻日本公使自东京电告北京政府:“日本内阁正在研议《田中奏折》具体实现的方法步骤与阶段,视为日本帝国百年大计,希望我政府特别加以注意搜求。”当时主持对日问题的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王家桢,获知东京国际情报战场上已谍斗不止,迅即密件指示蔡智堪速谋入手。

  

  蔡智堪接阅密件后,深感《田中奏折》对于祖国的存亡命运关系非常,但也知它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外人难以取得。经过几番审慎周密的思虑,研析日本的政情与党争后,蔡智堪认为用一般间谍的手法恐难奏效,决定采取个人交谊活动,利用两党政争的矛盾,通过在野的“民政党”设法取得此项极为机密的文件。

  

  按照这个计划,蔡智堪首先分别宴请历任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大臣的床次竹二郎,以及现任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和民政党其他政要人士,说服他们若要击倒当前执政的“政友会”,维护皇统安全,必须揭发并掀动舆论抨击《田中奏折》所主张的武力侵华政策。数日后,床次竹二郎果然来告已得到日本元老保皇派的认可,但慑于军阀威势需请中方帮忙谋取奏折。

  

  蔡智堪立请名厨筹备宴席,接洽数位日本元老保皇派人物,并于席间知悉《田中奏折》尚未批交内阁执行,暂存于“皇室书库”。以“元老”宫内大臣伯爵牧野伸显为代表的日本保皇派愿意协助布置蔡智堪进入书库抄取《田中奏折》,代价是蔡必须实践向国际揭发《田中奏折》的诺言,以打倒田中内阁,避免激发战争,从而保证皇统安全。于是蔡智堪经过周密的计划布局,选定了入皇室书库的时间和路线。

  

  1928年7月下旬某日午夜,蔡智堪乔装成一个修补图书的裱糊匠人,随身带着牧野伸显送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牧野伸显的妾弟领路到达皇城,基于安全考虑而反复迂回,费时1小时才进入皇室书库。他将带来的碳酸纸平铺在原件上,映着电灯的光亮细心用铅笔一字字描抄,因字数太多,到天明也未能抄完,于是翌日晚间继续描抄,又小心翼翼校对一遍,才收拾夹在衣服内层走出皇城。据1954年8月29日香港《自由人》报和《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田中奏折与蔡智堪》记载,“这个工作原来计划用照相术,但因是秘密工作必须夜间完成,照相无法办到,只能用描写抄录的办法,整整抄了两个夜间的功夫才算大功告成。”

  

  携出抄件,蔡智堪在电告王家桢后,将一手提箱拆开箱底,把奏折抄本散铺在夹层之间,仍旧缝合原状,以避开日本宪警的检查。然后专程前往奉天(沈阳),送到小西关外亲自交给王家桢。据程玉凤的《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一书记载,王家桢随即将奏折抄件交给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翻译,定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两百本,分送东北政治负责人员阅读,并前往南京将奏折转呈外交部。

  

  1929年,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召开。中国东北方面的代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委会主席阎宝航从王家桢处获得《田中奏折》抄件,大为震撼,立即将之译成英文,印出两百份在会中分送给英、美、加等各国的代表,自然引起一片哗然。而中文版的《田中奏折》则于同年年底在南京的《时事月报》杂志(第1卷第2期)“特件”栏发布,这是国内最早正式公布的奏折内容。旋即全国报章杂志竞相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转载,更激起国人激烈的反日情绪。

  

  尽管日本当局矢口否认,但其狰狞的嘴脸和狂妄的野心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不仅引起各国指责,就是日本国内政坛也发生了极大震荡,这成为田中内阁倒台的一大诱因。

  

  反帝倒袁救民国

  

  设计打消日本助袁称帝案。袁世凯窃国后,身为民国总统却大开倒车,大肆酝酿帝制运动,妄图改变国体为中华帝国以实现他的皇帝梦。为达成一己私欲,不仅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还于1915年底派遣特使赴日活动,加紧称帝步伐。孙中山闻听消息,亟命党人李烈钧赴日阻止日本援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逆行。李烈钧到东京后即请来蔡智堪共同商议,以期破坏日本政府“阁议”援袁称帝的进程。

  

  当时日本政府内阁中,除司法省法务大臣尾崎行雄等二人外,其余都很赞同援袁称帝,情势危急。作为尾崎行雄的经济支持者,蔡智堪充分利用两人间的交情,说服尾崎竭力阻止阁议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改行帝制案。程玉凤在《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一书中写道:

  

  于是尾崎行雄向大隈首相及阁僚们分析援袁案对日本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坚持打消助袁称帝案,并主张对袁采取强硬政策。最后尾崎于内阁会议中行使“一莲托生”的否决权(日本沿用的政治惯例,即在内阁会议中,即使只有一位阁员对某项议案坚持反对意见,也能行使这种否决权达到目的,并导致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书以表示负责——作者注),终于使得此案搁浅,而且促进全体阁员辞职,结果改为“对袁氏帝制暂不表明态度,俟其见诸实行阶段,则予以否定,而将其政权扼杀之”的策略。

  

  通过地下外交成功阻止日本支援袁世凯称帝,蔡智堪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个人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成为不折不扣的无名英雄。

  

  护蔡锷赴滇完成护国军之役。1915年,时任“全国经界局”督办、陆军中将、昭威将军的前云南省都督蔡锷,虽于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严加监视,却已暗中与云南、贵州两省密电反袁,觅机出走。在经历北京—天津—日本长崎的危险行程后,电约流亡新加坡的李烈钧入滇反帝倒袁,并告知自己将经由台湾前往云南。

  

  考虑到行程危险,孙中山亟命蔡智堪协助蔡锷从日本假道台湾赴滇;李烈钧也来电请求蔡智堪对蔡锷予以掩护免遭到日本当局留难。

  

  蔡智堪受命后即通过关系联络东京“警视厅”总监准予蔡锷顺利过境,并电示台湾“水上警署”接应。为求万全,蔡智堪还先行回台布置接应。岂料蔡锷竟被基隆港口“水上警察署”禁留,拟直接遣返上海讨好袁世凯。《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对此记述道:

  

  于是蔡智堪日夜奔走营救,不遗余力,一面急电东京尾崎行雄求援,一面施展银弹攻势,托求“台湾专卖总局”局长代为说项疏通,放行蔡锷。……终于获得引介,直接以八千银元贿通水上日警,潜行负出蔡锷,使从煤仓口溜出,迅即换乘预置的小轮船,蔡锷遂得以脱险而去。……蔡锷走出海防码头,仓皇避入设驻海防的日本领事馆,才免遭袁氏特务分子的暗算,而后乘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于12月25日举旗倡义,举起护国军之役。

  

  蔡智堪出钱出人出力,助蔡锷在辗转的诸多危险环节中全身而退,因此推究护国军之役,他功不可没。这也是蔡智堪自认为加入同盟会后“最显身手之事”。

  

  取证皇姑屯炸车案

  

  1928年6月,已掌握北方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为结束南北内战,决定不顾日方恫吓,退兵关外。在离京的火车上,即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身亡。

  

  此时,蔡智堪已通过东北方面关系被任为国民政府派驻日本的12位特别工作人员之一,受王家桢委托对皇姑屯炸车案进行调查。他在宴请一位从从沈阳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少壮军人时,听到了一段秘闻:高级参谋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力主杀害张作霖,少壮派都表示赞同,并最终决定趁张作霖坐火车回东北时,在皇姑屯南满铁路路桥下手,由工兵长菅野大尉负责装置电流炸弹,由独立守备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监视台”(南满路南边)注视张氏所乘第85号专车,于其穿过时急按爆炸电钮。

  

  蔡智堪深知出事地点所在路桥属于日军严密警戒的南满铁路,装置电流炸弹需要大约6小时,确实只有日军才能办到,于是立即电告了张学良。

  

  为取得确凿物证,蔡智堪邀请好友、日本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乔装成商人,一同前往皇姑屯现场从事实地调查,并约请了在南满铁道任警察的永井同乡大川清三郎会晤协助。在现场根据四周状况、陆桥形势、肇事位置、爆炸程度、日军屯驻情形等,三人研判除日军外无人能为。《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对此后的细节进行了描述:

  

  蔡氏因问事后现场有无遗物被人捡获?大川答其同事朝鲜人金井曾经捡得一枚炸弹筒。永井即请大川引导金井家中一看究竟,……即入内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一枚铜质篆有<TS>图样墨头炸弹筒,上面篆有“日本帝国军工厂制”的标记。……按照日本政府“武器法”的规定:“非奉天皇敕令演习战斗,或突发事变,凡帝国军工厂所制之爆弹,不得使用。”因此,蔡氏和永井都认为如能获得此一有力证据,即可根据此项规定,顺利打倒田中内阁。只是大川开价惊人,买卖颇成问题。因为永井随身仅带现票11万元,急切中无法筹足。蔡氏此行虽携有20余万元,实为归还大连油谷公司的大豆账款。当此之时,蔡氏立即作明智决定,提出25万元付之成交,做完这桩世界上最昂贵的废弹筒买卖。

  

  当年12月,在日本众议院第56次议会上,民政党凭着蔡智堪买来的炸弹筒和一些破弹片以及其他证据,猛烈抨击执政党“政友会”,谴责田中义一以及内阁总理违反武器法的规定,采取卑劣手段谋害张作霖,丢尽本国脸面(此时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阴谋已传闻于国际)。因此事而受日皇厌恶的田中只得于1929年提出总辞职,宣告垮台。

  

  蔡智堪以他的特殊身份,为国家民族默默完成的地下工作远非二三事能尽言,其家产也多耗在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银弹攻势”中。日本“政友会”掌握了他“通谋敌国”的证据后,将他数度拘执,使其备尝刑讯之苦;他在日本的洋楼、店铺、水田等都被日军抄充作军资之用,家人生活无着,苦不堪言。抗战胜利后,民生凋敝,战争再起,政府自顾不暇,为蔡智堪索还财产之事也不了了之。

  

  作者/古 雯

  

  (本文摘编自《台湾同胞与八年抗战》一书,作者系台盟中央研究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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