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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 与烈士跨越时空的对话

  • 学点党史微信公众号 2021-11-17 10:27

  2018年3月10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和2019年4月视察重庆时,习近平总书记都曾提到“狱中八条”。他指出:“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这意在警示后人,一个政党的思想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问题。”

  这份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报告是怎样形成与被发现的?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它又有怎样的重要价值与警示意义?

  对党的血泪嘱托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罗广斌执笔撰写,现藏于重庆市档案馆,是馆藏革命历史档案中的珍品。

  《报告》所用纸张是重庆解放前生产的白色无格机制纸,长25.2厘米,宽18.4厘米。其书写形式为竖写,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字体是小楷繁体字,使用工具是钢笔,以蓝墨水书写。字迹很小,但清晰工整。《报告》现存15页,23000余字。其中,第1—13页每页右上角有1—13连续的阿拉伯数字原始编号,第14、第15页的数字编号为后人整理时添加。全文除第1、第2页的右下角因墨水污迹有10余字难以辨认外,其余完好无损。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著名的“狱中八条”,是对《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所述八个方面的总结和提炼,也是革命志士牺牲前在渣滓洞、白公馆牢狱中讨论得出的对党的八条血泪嘱托。其提炼前后的文字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提炼前)——防止领导成员腐化(提炼后);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提炼前)——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提炼后);

  3.迷信组织(提炼前)——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提炼后);

  4.王明路线(提炼前)——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提炼后);

  5.轻视敌人(提炼前)——切勿轻视敌人(提炼后);

  6.经济、恋爱、私生活(提炼前)——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提炼后);

  7.整风、整党(提炼前)——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提炼后);

  8.惩办特务(提炼前)——惩办叛徒特务(提炼后)。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里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可供组织上作为参考资料。”因此,《报告》并不是罗广斌的个人意见,而是重庆解放前被关押、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集体智慧和意志的结晶,罗广斌只是作者之一和执笔人。

  经验教训大讨论

  罗广斌,祖籍重庆忠县,1924年生于四川成都。1945年7月,罗广斌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成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3月,罗广斌在重庆经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因叛徒出卖,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后被押至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7室。楼7室是隔离室,专门关押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这里的管理更严,平时不准放风。同被关押在楼7室的张国维,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前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在狱中,他们趁特务看守不注意,悄悄交流。

罗广斌

  罗广斌出身于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时任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驻扎四川,手握重兵,且与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张国维认为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于是,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收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罗广斌肩负重托,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此后,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还留心观察,设法与狱友们交换意见,多方收集同志们的看法。狱中同志对他高度信任,与之推心置腹,提供自己所了解的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情况和建议。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丈夫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采取各种形式,向被囚于此的江竹筠表示慰问和致敬。江竹筠则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作为回复,内容分为:1.被捕前的总结;2.被捕时的案情应付;3.狱中学习情形。每项内容都有详细的提纲,各囚室难友收到大纲后,分别进行了讨论。

  同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至白公馆,关在平2室。与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刘国鋕、王朴、陈然等。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多次进行交流讨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七天后,消息传入白公馆、渣滓洞,让狱中200余名共产党员兴奋不已。同时,他们也深刻意识到,敌人最后的疯狂即将来临。果不其然,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被关押近10年的许晓轩向狱友提出倡议:“死,也要死得其所!”“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深入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他的发言得到狱中共产党员的热烈响应。他们决定在牺牲前把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经验与血泪教训总结出来,供党组织参考。至此,一直存在于狱中的小规模讨论,汇集成一种强烈的声音、一场广泛的讨论。经许晓轩等人商议,狱中同志每次讨论的结果都向刘国鋕、罗广斌汇集,由他们重点记录。

  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屠杀。刘国鋕不幸牺牲,罗广斌侥幸逃脱,冒死突围,蛰伏乡间。四天后,罗广斌得知重庆解放的消息,来到重庆市区,前往“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随后,他参加了处理殉难烈士善后工作及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

  为履行对烈士的承诺,罗广斌每天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意见和经验总结。12月25日,一份书写工整、长达3万余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终于完成,并上报中共重庆市委。

  “狱中八条”首次披露

  因《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来自狱中最直接、最全面的真实记录,故对烈士评定、叛徒甄别等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后几经转手,《报告》保藏于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全宗内。

  1967年,市委组织部组织人员对重庆地下党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共收集到有关档案30卷。1984年至1985年,市委办公厅档案室对这些档案中部分褪变的文件、材料进行复制,重新写内目,换卷皮,案卷也作了重新排列。经此调整后,这部分档案共有41卷。

  198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资料处向重庆市档案馆移交市委办公厅1950—1966年形成的档案,一并移交了西南服务团和重庆解放初期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名册档案15卷、重庆地下党档案41卷。其中,《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就在重庆地下党档案的1号卷内。

  重庆地下党档案移交重庆市档案馆后,归入市委组织部全宗内,目录号为11目,案卷号为1—41。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档案馆对市委组织部全宗的档案重新编号,重庆地下党档案被列为市委组织部5目301—341卷。2000年,档案管理处将《报告》提出,作为革命历史珍品档案单独保管,其档号为:革命历史档案1目77号。

  最早发现、开发利用《报告》,并总结提炼出“狱中八条”的,是重庆著名党史专家、曾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胡康民。

红岩革命纪念馆内展出的“狱中八条”

  1989年,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人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这份《报告》,并仔细阅读和研究。随后,他采访罗广斌生前战友,阅读大量档案文献,全面了解《报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发掘《报告》在党建工作中的借鉴警示作用。

  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庆解放40周年,也是“11·27”烈士殉难40周年。同年创刊的《红岩春秋》杂志,于年底组织编印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胡康民以笔名“石化”发表了《血与泪的嘱托》。文章主要介绍《报告》的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这便是今天广为人知的“狱中八条”首次披露,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96年至1997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红岩魂》全国巡回展,展览中也着力展示了这八条狱中意见,但各方重视度仍不够。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在北京举办“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展览,再次展出八条狱中意见。这次展览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狱中八条”随之进入千家万户。

  之后,胡康民又撰写了长达1.6万余字的资政材料《<狱中意见>警钟长鸣》,刊载于《红岩春秋》杂志上。文章除对《报告》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外,再次强调了“狱中八条”及其警示意义。

  《报告》背后的历史细节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案情发展》,共3页,主要介绍因《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和范围,从而引发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共产党员遭到大逮捕的全过程。此次大破坏,不仅影响川康两省,还波及南京、上海等地区,共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除上海、南京外的125人中,有8人叛变、少数人脱险,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损失十分惨重。文中也记叙了部分烈士在狱中的表现,如王朴“表现很好,倔强而且没有让步,在品质上相当优秀”,江竹筠、杨虞裳“非常优秀而且有资格作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等。

  第二部分为《叛徒群象(像)》,共4页,主要介绍并揭露了原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重点剖析他们在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如刘国定叛变前和徐远举谈条件,要少将,当处长。完全叛变后,他成为徐远举的心腹和助手,“架子很够,两个老妈子专门服侍他和他老婆,每顿没有鸡鸭不上桌,稍不遂意就打碗”。而冉益智表面上大谈气节、人格和革命精神,但实质上怕死、动摇、神经过敏,在监狱里大谈两性问题。《报告》认为,像刘国定、冉益智这样的渣子,“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不能原谅的,必须惩办”。

  第三部分为《狱中情形(略述)》,共2页,简单叙述了白公馆、渣滓洞的由来、性质及其隶属关系,重点描写烈士们在狱中的斗争情形,主要有“狱中追悼会”(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新年大联欢”“慰问江姐”、编写“《挺进报》白宫版”“争取特务看守”和“准备暴动突围”等斗争。《报告》写道:“到最后(指暴动突围计划未成功,反动派的大屠杀开始之际),已经面临死的考验了。老谭(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狱中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作(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声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位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

渣滓洞旧址

  第四部分为《脱险人物》,共4页,但略有残缺,重点介绍了从白公馆、渣滓洞脱险出来的部分人士以及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在狱中的表现。

  第五、六部分残缺,内容不详。

  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共2页,约3000余字。这是《报告》的核心部分,也是对现实最具指导借鉴意义的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每条均有一个小标题,然后用破折号与正文分开,正文是对所提意见的论述和佐证。这些意见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对失败教训的总结,是他们在牺牲前所做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警示

  《报告》特别是《狱中意见》,是一份珍贵的党史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当下,可以从中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红岩英烈陈列展墙(李野 摄)

  一是理想与信念、初心和使命是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从《报告》内容看,少数领导干部的叛变绝非偶然,从日常工作、生活点滴表现,能看出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沦丧。这种沦丧,表现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就是腐化;在面临敌人威逼利诱时,就是出卖组织和同事。《报告》写道: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这里的革命意识,就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

  在监狱这一特殊环境下,虽然有个别革命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但大多数共产党员在烈火中得到锤炼和永生,他们不忘初心使命,让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黑暗中放射出异样光彩。江竹筠在狱中因受刑晕死三次,但她掷地有声道:“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革命烈士的初心和使命,经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传承至今,成为鼓舞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小说《红岩》插图

  二是加强学习特别是政治理论的学习,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川东地下党组织在长期隐蔽的状态下,失去监督,部分领导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不重视学习。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多次托人带信和打招呼,要求领导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然而,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不以为然,刘国定公开表示:“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疏于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导致少数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脱节,政治素养低下,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与规律把握不准,最终丧失理想信念,叛变投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70多年后的今天,加强学习特别是政治理论的学习,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和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是抓“关键少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狱中同志,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对党组织提出的第一条意见便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认为“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是有相当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的(得)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一些“干部在长期消极隐蔽政策下,并没有严格完成‘消极隐蔽,长期埋伏,埋头工作,努力学习’的要求,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应(映)出来”。因此,狱中同志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建设,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总结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除此之外,意见的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均对此有所论及。

  四是磨砺品格、锤炼作风永远在路上。《报告》指出,作风问题是每个叛徒都存在的,有的是经济问题,有的是私生活问题,有的是恋爱问题,有的是三者兼具。“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对个人问题的处理,“清楚地反应(映)了干部的优劣”。

  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总结的教训,放眼今天,依然适用,且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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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唐润明

  编辑:杨洋 王尧

编辑:陈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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