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共女党员缪伯英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1-31 10:56:04

  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受维新运动影响而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还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于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踏上了赴京之路,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最早的中共女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各种新思潮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置身于此的知识分子,思想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其中之一。

  

  她到北京入学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青年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被广泛传阅,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而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19年12月4日,由王光祈等人发起。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互助团设有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与同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了家洗衣店,边学习边劳动。这也成为缪伯英投身改造社会实践的第一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成为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由此轰动了北京新闻界,她们的照片还被刊登在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上。消息传到长沙,“不安心读书”之类的风言风语吹进了缪芸可的耳中,但他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的毕业期推迟了1年,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行者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每一期缪伯英都必读。她在《新青年》上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并在北大多次亲耳聆听他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并开始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苏俄十分向往,她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将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还曾冒着风险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很快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不久,为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由此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第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提升,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撰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她对妇女发出呼喊:“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号召女同胞树立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在革命的道路上,缪伯英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于1921年秋结为连理。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而这个新家也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就曾住在他们家里。伯英、孟雄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群众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李大钊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时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也是在这一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管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觉醒,并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斗争,罢工运动相继而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还于1922年2月组织建立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担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投入开展党外联合战线的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允彝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求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

  

  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此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就这样,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在女高师的学习已临近毕业。这时,张国焘突然被捕,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老家枫树湾来到长沙。这里是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应她的母校——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缪伯英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湖南《大公报》还对此发表消息称:“徐新校长已聘定缪君伯英(女师毕业后去岁又毕业女高师)充当主事。”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边养病,一边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李维汉回忆:“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后来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女)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推定缪伯英为主任并兼任宣传工作。

  

  第一女师附小是中共的一个重要活动点,常有地下工作者来接洽。这里除缪伯英外,还有她的族兄缪天民等其他几名党员,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落屋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缪伯英的这些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议论,并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道:“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在附小,除进行革命工作与学校管理外,缪伯英对学生总是热情对待,尽力帮助,并鼓励他们为革命奋斗。曾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余甲男在忆及当年情景时写道:“当时缪伯英在女师附小担任主事,我一到学校,伯英就热情接待了我。因我家境窘迫,没有铺盖行李,她就从自己家搬来一套被帐,给我开了铺。我身无分文,交不起伙食费,她又到庶务室联系,在餐厅饭桌上贴上了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以后吃饭坐到自己座位上就行了。’我是个举目无亲的乡下女孩子,伯英对我关怀备至,亲如姐妹,使我处处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日记,题为《我的痛史》,抒发了对旧社会的愤恨。伯英看了,立即提笔挥写了精湛的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这催人奋进的珍贵格言,给了我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啊!”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这段期间,正值大革命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缪伯英与李维汉、易礼容、郭亮、肖述凡等被公举为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的职员。缪伯英在悼念会上发表演讲,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受党组织的派遣,缪伯英参与了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机关移至第一女师附小内办公。不久,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立即下令对长沙进行戒严,题写着“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四斩”布告比比皆是,一些爱国人士惨遭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6月25日,奔忙不息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因她长期在外为革命奔走而不能按时回家,故孩子刚出生,就由伯英母亲照料。当时,伯英之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也加入到募捐队行列,投身于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建议他毕业后最好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坚决揭露和斥责了“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编者注)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还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到会登台演说,扩大中共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会上,她作了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北京各界群众5000多人举行集会,后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时被军警以武力驱散,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激起了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怒。悲愤中的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高呼“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赵恒惕)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直接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迎接北伐的斗争。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并于次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多次展开激战。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临终遗言:“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此时,何孟雄从北京调至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而缪伯英也受党的指示来到了武汉,夫妻俩因此又能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在武汉,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跟随在她身边的族弟缪位荣一边帮忙带小孩、搞家务,一边以捡字纸为掩护,做秘密交通工作,负责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即担任物理教员,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化名为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年幼的孩子极需细心照料。而此时的上海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非常险恶。何孟雄与缪伯英一家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他们就会假装吵架,然后立即搬家。如情况紧急,他们甚至顾不上家和孩子,只身离开。缪伯英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后来回忆那段生活道:“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一直战斗在各种群众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也仍坚持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如此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累垮了。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不幸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缪伯英夫妇身后留下的一双儿女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1年多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后于“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下落不明。缪伯英为革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后连遗体都不知埋在何处。但她为革命事业舍身奋斗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所传颂。

  

  作者/慕安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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