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重钢“护厂运动”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05 0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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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钢旧貌

 

  1949年春,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则垂死挣扎。于是, 他们动用隐藏在各个工厂、机关的特务对工厂进行破坏。有的工厂解雇、遣散职工,工人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十分强烈。对此,川东特委提出: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重庆将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展护厂、护校、护城和保护国家财产的斗争,并在工人中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等口号。

  

  工人全力护厂自卫

  

  在重庆大渡口地区,国民党加强了对钢铁厂的控制,将其改属军政部兵工署管辖,编号为兵工署第29兵工厂(简称“29 厂”)。29厂的工人成立了“护厂联谊会”“工厂自卫队”“工人纠察队”等组织,使护厂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29厂的工人们用拖延工期、开空车等方式进行“怠工斗争”,以阻挠兵工生产,削弱反动派的实力。9月,根据上级指示,29厂专门成立了护厂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中共地下党员、助理工程师刘家彝, 积极推动中上层职员出面请愿, 强烈要求厂方成立“护厂应变委员会”,迫使厂方答应。于是工人们趁此机会,用钢钎、铁棒等为武器,自动开展护厂活动。

  

  当时,工厂第一所的工人组织起了护厂巡逻队,由张金山、张国良、李光霁、柳传等人组织巡逻。第一所发电厂工程师简国治,则组织黎勋文等人在交流电厂周围架设电网来保证电厂安全。

  

  国民党特务疯狂破坏

  

  国民党特务未曾料到2 9 厂工人护厂如此坚强,特别是发电厂的防卫更让他们连厂门都进不去。而毛人凤的爆破计划和蒋介石的总爆破令时限临近,更使国民党派驻大渡口片区的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如坐针毡。特务们决意杀一儆百,于1949年9月26日深夜,将积极宣传护厂保家的中国民主同盟大渡口区队队长、火砖部司磅工人胥良等人逮捕,并在28日凌晨5点将其枪杀于厂区附近的双山。

  

  11月,人民解放军兵临重庆,国民党反动派于恐慌中作出了炸毁重庆工厂和城市的行动计划。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下令立即执行破坏计划,并将29厂列为重点目标。

  

  国民党当局将2 9 厂厂警撤出,换上执行破坏计划的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11月29日,内二警将工人分批押送出厂后,实行全厂戒严。下午5点,内二警在技术爆破队的指挥下,运来数十吨TNT烈性炸药,分别安放在发电厂和百吨高炉等要害部位,并接上雷管。午夜,从南温泉方向传来了解放军的炮声,国民党特务仓惶逃跑。30日凌晨2点左右,29厂警卫队大队长袁时中将日夜守护在发电厂的简国治和其他员工强制赶出。刘家彝、简国治待警卫队撤走后,又立即组织工友护厂。

  

  护厂英雄壮烈牺牲

  

  1949年11月30日黎明,大雾笼罩,29厂厂区一片死寂。此时职工和家属大多躲在防空洞内, 而刘家彝、简国治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了20多名护厂工友进入发电厂撤运炸药。他们排成队, 争分夺秒地把一箱箱炸药传运到距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简国治等技术人员则在炸药堆里寻找引爆器。8点左右,炸药搬到三分之一(约200余箱)时,突然一声巨响,定时装置引爆了炸药。顿时,钢筋水泥筑成的厂房和两座1500瓦透平发电机、百门电话机、工具房等成为废墟,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炸药的刘家彝、简国治、古传贤、黎勋文等17人壮烈牺牲。

  

  12月3日,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陆凤翔进驻29厂。12月6日,陆凤翔、赵文刚(助理军代表)率领6名党员正式接管该厂。

  

  重庆解放后,29厂职工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刘家彝、简国治等护厂烈士的英名镌刻在高大的墓碑上,以资纪念。

  

  作者/中共大渡口区委党史研究室

  

  原文刊载于2018年1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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