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共七大的四位重庆籍代表是谁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05 0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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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延安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距中共六大的召开,时间已过去了17年,这是中共党史上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4年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有755 人(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全国121万党员。这755名代表中,有4人是重庆籍代表,他们是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李初梨。

  

  出席中共七大时,刘伯承任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129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29师师长、太岳军区司令,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杨尚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局副局长,李初梨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当时大会将代表分为8个团,刘伯承、杨尚昆在晋冀鲁豫代表团,刘伯承任代表团主任。聂荣臻在晋察冀代表团,并任代表团副团长。李初梨在中直、军直代表团。

  

  分别赴延安

  

  最早到延安的是李初梨。1931年3月,时任巡视团(由中央和江苏省委共同组织)沪东巡视组组长的李初梨,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身陷铁窗5年后,于1936年11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并到了延安。

  

  杨尚昆1940年11月奉命离开北方局回延安。到太行根据地时,与从山东到延安的徐向前相遇,此后便一路同行。当时,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交通线,一路上危机四伏。他们过同蒲铁路时,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护送。过了铁路,晋西北部队又派了一个旅接应。年底,才抵达延安。

  

  1943年9月,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动身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9月底的一天,刘伯承偕爱人汪荣华,来到太谷县一个秘密交通站,在这里与彭德怀会合,一同前往延安。担任护送任务的是同蒲支队的一个连。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化了装。虽然换上农民的衣服, 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他们到了同蒲铁路东边一个村子里,住下来作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 说附近炮楼的日军出动了,要到村子里“扫荡”,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首长到村外青纱帐躲避。彭德怀听后生气地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 连长无奈,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刘伯承和彭德怀一路夜行晓宿,先后闯过了边山、同蒲铁路、汾河、太(原) 汾(阳)公路等封锁线,顺利到达延安。

  

  聂荣臻几乎是和刘伯承同时到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上旬。

  

  投入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是为中共七大召开作思想准备,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七大的成功召开。整风分普遍整风和总结历史经验两个阶段。

  

  杨尚昆到延安后,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政治局和毛泽东认为:“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接着,杨尚昆学习了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22个文件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并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到延安后, 杨尚昆除继续担任北方局书记, 还担任了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央研究局副局长。

  

  刘伯承、聂荣臻到延安时, 普遍整风已经结束,进入了高级干部回顾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为这一阶段的整风确定了方针和原则。

  

  1944年1月上旬,聂荣臻三次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不久,中央发出了《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首先肯定了晋察冀的工作:“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创造和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对“轻敌速胜观念”提出了批评。原来,聂荣臻说过,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因为历史上大规模战争一般都不过4年,到1943年已整整6年,而且已露出衰败的迹象。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聂荣臻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有人对聂荣臻提出了过火的批评。有位叫纪亭榭的团长看不下去,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事后,聂荣臻专门与纪亭榭进行了谈话:“在整风中要冷静,你那天在会上骂人是不对的!”纪亭榭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 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聂荣臻坦荡地说:“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很好的。同志间意见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实在统一不了,可以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4月30日,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他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并详细分析了三个阶段中敌、友、己三方的基本状况、基本战略和斗争结果,着重总结了根据地军民取得胜利的经验。刘伯承的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他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侧重的是对自己执掌的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自我批评。

  

  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还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他们联系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回顾了党内历次右和“左”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 畅谈了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开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对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深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不但抗日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而且人民革命事业也将出现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参加中共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李初梨参与了这一盛会。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开幕这一天, 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在大会上讲话,李初梨为其现场翻译。

  

  5 月9 日,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聂荣臻作《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说:正是因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才能由内战中间在晋察冀所保存下来的很小的党,变成群众的党;才能由地下党变成公开的党,有了武装,有了政权,有了根据地。人民战争的发动和组织是怎样起来的?这是一个艰苦的群众工作过程。总体来说,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相结合,民族斗争与民主民生相结合,发动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减租减息,发动了广大农民,依靠农民为基本力量,争取这个基本力量的优势, 去发展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去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我们所执行的人民战争路线。

  

  5月10日,刘伯承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言。他回顾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过程,介绍了军事斗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和总结了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方面刘伯承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他还以整风精神剖析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偏差和不足,主要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思想,“没有从战略眼光来分析问题,而是单纯的从战术上来看事”,并再次反思了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宁都会议上所犯的错误。他说:“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的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

  

  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刘伯承、聂荣臻当选。

  

  6月11日,中共七大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通过了新党章, 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

  

  中共七大结束后不久,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 刘伯承、聂荣臻回到了根据地, 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聂荣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尚昆留在了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李初梨到了东北,任中央东北局民族部部长。他们以新的姿态,投入到人民解放战争中。

  

  作者/单杰华

  

  原文刊载于2018年1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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