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信仰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04 09:33:41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八七会议后,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时年28岁。1935年6月,他慷慨就义,年仅36岁。他的一生短暂而伟大,尽管蒙受不公正待遇,但忍辱负重,怀揣信仰,奋斗终生。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孑然一身到北京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晚清的奉政大夫,由于过早离世,家道败落。父亲瞿世玮无所事事,淡于进取,但对书画艺术独有心得。母亲金衡玉擅长诗词,学识素养和理家才干都在父亲之上。

  

  母亲是瞿秋白的启蒙老师, 其夫人杨之华回忆说:“秋白的智慧早被母亲发现,母亲也就最爱秋白。母亲擅诗词,爱文艺, 对秋白的教育很注意,亲自讲授诗词;为了秋白进学校便利,她不顾族规,搬住祠堂。秋白有才,但他的天才与母教是不可分离的,秋白也是最爱和最能体贴母亲的。”

  

  瞿秋白一生的文学素养来自于母亲的耳提面命,循循善诱。他本可以在文学上有所造诣,但因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而无暇顾及,以致成为终生憾事。他不无惋惜地说:“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零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父亲没有稳定的职业,全家人的生活全靠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接济。四伯父为官清廉, 俸禄有限,难以长久负担,于是瞿秋白一家不得不借债度日。正如瞿秋白所说:“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母亲看着厚厚的债单,愁肠百结地说:“要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

  

  1915年夏,瞿秋白即将中学毕业,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之后,他在无锡乡下谋得一小学教员的职位,可微薄的薪水于债台高筑的家庭困境,仅仅是杯水车薪。

  

  典当无物,告贷无门,瞿秋白的母亲绝望了。1916年正月初二,她把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放在桌上,然后将一大把火柴的红磷头放在嘴里,用白酒吞服。大女儿看到母亲腹痛如绞, 急忙唤来了邻居,并请来医生, 但回天无力。三天后,母亲离世,时年42岁。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瞿秋白的父亲去济南投奔朋友,以教书谋生,弟妹们也分别寄居在各处亲戚家,“一家星散,东飘西零”。在身无半文的情况下,瞿秋白先后投奔堂兄瞿纯白和姑父周福孙,以期解决“饥渴似的智识欲”和“饭碗问题”,可未能如愿。

  

  1917年暮春,他随瞿纯白由武汉来到北京。他说:“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 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生。”但北京大学的学费太贵,他只得去报考外交部管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说:“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 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的本事罢了。”

  

  “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

  

  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除了学习俄文和法文外,还挤出时间阅读佛经和中国哲学典籍。他没有思想信仰,从佛学中找不到答案,从其他主义中也寻不到出路,感到“人生意义,昏眛极了”。在迷茫中,他常去北大图书馆,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帜。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音。”由此为他打开一扇窗。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19年,瞿秋白初涉政治且是个积极分子。他被推举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们参加了“五四”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 被捕学生达178人,瞿秋白也在其中。6月5日,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罢课罢市罢工的消息此起彼伏,北京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瞿秋白除了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外,还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1919年9月15 日,《新中国》第一卷第5期发表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这是他的第一篇俄文翻译作品。此后,他陆续翻译了果戈理的几篇作品,还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报道世界各国的真实形势,决定派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国。瞿秋白应《晨报》的聘请,准备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采访报道。他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当时苏俄刚刚经历战争,城市满目疮痍,人民生活艰难。苏俄被称作“饿乡”,布尔什维克被称作“穷党”。瞿秋白并未因此被吓倒,而是以探索者的姿态去面对。他说: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已经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动身。

  

  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比较有兴趣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历尽艰辛,终于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接触了苏俄各阶层的人物,访问了工厂、农村、机关和文化团体,向国内发回了大量的专题报道、通讯和政论文章,并在《晨报》《时事新报》发表, 仅发表在《晨报》的就有36篇。这些文章讴歌了十月革命,对苏俄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分析。

  

  瞿秋白除担任记者外,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 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正是这段教学经历使他确立了政治信仰。他说:“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这是瞿秋白的初心,贯彻了他的一生。1921年,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时属俄共(布)组织。1922年2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多余的话》中说:

  

  不久(一九二二年底),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和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改组。瞿秋白是孙中山的苏俄高级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在国民党一大上,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 9 2 5 年1 月, 在中共四大上,瞿秋白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开始主管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领导下,先后于该年底至次年初,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加了第三次起义的领导。起义前夕,因筹备中共五大,他来到武汉。当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兴奋地说:“我们更应当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竖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

  

  瞿秋白很重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当时,党内重视农民问题并身体力行农民运动的人不多,惟有彭湃和毛泽东等人。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毛泽东于1927年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成了专题考察报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仅刊出一部分,便被叫停。瞿秋白看到这份报告后,却极为赞同。4月中旬,他把这份报告交给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并写了序言。其中说: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党的右倾错误,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至此,瞿秋白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领袖。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同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任团长。次年秋,苏共发动了全国性的清党运动,中国留学生卷入其中。因瞿秋白坚持原则,没有与王明等沆瀣一气,从而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打击,他被解除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专门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根据这一决议,8月下旬,瞿秋白和周恩来相继回国, 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回国后,他们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终止了李立三的错误。但瞿秋白对李立三的批判不彻底,“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没能让米夫满意。

  

  1 1月1 6 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来信,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趁势而上,落井下石,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瞿秋白“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王明甚至公开驱赶瞿秋白下台, 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瞿秋白笔名)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控下于上海召开。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根据米夫的旨意,将王明突击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为养病留在上海。在上海3年,他重拾俄国文学,参与领导左联文学活动,这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1934年1月,瞿秋白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等奉命离开苏区向东转移。2月24日,他不幸在福建长汀被俘。4月10日,经叛徒指认,真实身份暴露。

  

  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派人劝降。他们不厌其烦地对瞿秋白轮番劝说,以“关心”的口吻, 希望他从家人、亲戚和朋友的角度,慎重考虑。瞿秋白回答: “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要戚友考虑。”

  

  谈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暴动的责任问题时,瞿秋白坦然告之:“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负责任。”

  

  他们摇唇鼓舌,仍然徒劳。于是软硬兼施,劝瞿秋白不要“顽固迷信”,如果“决心生存下去”,“可以担任大学教授, 也可以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 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

  

  瞿秋白洞察其诡计,从容而答:“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 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劝降不成,蒋介石于6 月2 日给蒋鼎文发来一道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敌人向瞿秋白出示这道密令,只见他泰然自若,伏案书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在士兵的押送下,瞿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据一位临场的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 神色无异。酒半乃言:‘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 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毕,起身前行,行至罗汉岭前养济院旁一块草坪的正中间,盘足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旋即枪声响起,凛然就义。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作者/张家康

  

  原文刊载于2018年1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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