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起步的水电泰斗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1-08 1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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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斗

 

  张光斗(1912-2013),我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曾获多项国际国内荣誉和奖励。

  

  勤奋攻读水利 矢志为民造福

  

  1912年5月,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1924年小学毕业后,从家乡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上海交通大学附小、预科,1931年升入交通大学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学习。1934年秋,张光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学习水利工程。

  

  出国前,按照美国方面的规定,必须到所学专业的相关单位实习半年。于是,张光斗到长江、黄河、淮河等多个不同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从而目睹了百姓生活困苦,水利事业不兴,洪涝灾害频繁的现实状况,更加激发了他建设国家、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

  

  1935年初,张光斗到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仅一年时间便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到哈佛大学师从威斯托茄特教授,学习结构力学和土力学,一年后获得第二个硕士(工程力学)学位。威斯托茄特对他十分赞赏,鼓励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为他向学校申办了高额奖学金。

  

  这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张光斗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他婉言辞谢恩师的一再挽留,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到战火中的祖国,用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全民抗战服务。

  

  投身抗战建设 开发长寿水电

  

  1937年冬,张光斗带着新婚妻子钱玫荫从上海来到重庆,应聘去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的偏远山沟,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程师兼设计课长。当时工程处的任务是开发建设龙溪河梯级水力发电工程。按照工程处处长黄育贤两次勘测后提出的“龙溪河四级水电开发方案”,工程处将在龙溪河上游建设四个梯级水电站和一个水库。

  

  张光斗到任后,积极参与水电工程的全面规划设计,拟定四级电站的装机容量。其中狮子滩电站为1.5万千瓦,上硐电站1万千瓦,回龙寨电站0.6万千瓦,下硐电站3.3万千瓦,总计6.4万千瓦,并在上游建狮子滩水库。此外还规划在长寿县桃花溪建容量为876千瓦的桃花溪电站。方案确定后,张光斗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5个水电站进行工程设计,编写设计书,绘制施工图纸,做好施工前的技术准备工作。

  

  那时工程处的工作环境很差,生活十分艰苦,加之张光斗是毕业回国后第一次独立承担水电站的设计任务,缺乏经验,困难可想而知。他边学边干,不辞辛苦,终于按照要求,于1938年7月完成了5个水电站的设计任务。其中,桃花溪水电站于1938年11月动工,1941年3月建成。下硐水电站一期工程于1939年10月动工,第一台1550千瓦的发电机组于1943年12月建成发电。这两个电站装机容量共2426千瓦,组成了抗战大后方最大的水电厂。

  

  龙溪河梯级水电开发是我国第一个全流域梯级水电工程,尽管在1949年前只建了一个电站的少量机组,其余3个电站和水库均未修建,但作为工程的最早设计者、开发者,张光斗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助推后方经济 建设万县电站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内迁企业、学校的增加,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城市人口增多,用电量大增。但在1938年前,万县电气公司仅有火电机组3台,总容量280千瓦,不仅发电量小,且设备陈旧,不能满足用电需求。为此,四川省政府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商议,于同年8月正式接收万县电气公司,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万县电厂。

  

  1939年春,第二发电所在万县钟鼓楼附近新建,装有132千瓦柴油发电机一座。由于柴油价高,同时因日军封锁,进口被阻,以致柴油短缺,供应困难,故电厂决定开发万县水电资源。

  

  4月,万县电厂厂长童舒培专程到长寿邀请黄育贤到万县,踏勘万县境内的两条长江支流磨刀溪和瀼渡河。黄育贤勘测后认为:“瀼渡河河床颇陡,水力资源较丰富,宜于开发水电。”建议开发瀼渡河,建设四级水电站。勘测报告经报资源委员会批准,于1940年5月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瀼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张光斗被任命为工程处主任。

  

  张光斗上任后,立即组织开展工程建设。按照原定的规划设计方案,将在瀼渡河建设四个梯级水电站,共3017.6千瓦,其中仙女洞电站和龙洞电站各为1104千瓦,鲸鱼口电站441.6千瓦,高洞电站368千瓦。由于当时资金和设备物资紧缺,施工技术水平不高,张光斗与技术人员商议,并报资源委员会批准,决定先开发建设仙女洞电站和鲸鱼口电站。

  

  7月和8月,鲸鱼口电站、仙女洞电站相继动工。建设中,张光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尽可能节约资金和物资。如在两个水电站的滚水拦河坝建设中,采用条石砌坝;为节约紧缺的水泥、钢材和工程费用,引水道不用钢管,而是按地形分别采用隧洞、明渠、渡槽,仅与水轮机相连部分采用钢管;引水竖井则在山岩上凿井。这样改动,相比采用钢管引水,工作量和难度大为增加。仅引水渠道就长达1500米,其中一段明渠高达18米,引水竖井凿井深达20米。

  

  发电设备奇缺,是工程建设中的一大难题。鲸鱼口电站只在国内购到一台136千瓦的西门子发电机,没有配套的水轮机,张光斗便请吴震寰(电力专家,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程师兼工务长)设计,并由重庆民生机器厂制造一台220马力水轮机与之配套。1944年3月,鲸鱼口电站建成发电。

  

  仙女洞电站的一套500马力(36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原本向美国订购,但因日军封锁,该发电机组只能空运至印度。而印度至昆明的货运班机甚少,且有日机拦阻,设备一时难以运到工地。为早日建成发电,张光斗果断决定并经资源委员会同意,将发电机组改由国内自制,仍请吴震寰设计,由上海机器厂制造一台300马力水轮机、一台160千瓦发电机。1944年,仙女洞电站建成发电。

  

  两个电站虽远未达到设计装机容量,但296千瓦的廉价电力,基本适应了万县地区内迁兵工厂和民用电力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支持了全民抗战。

  

  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仓促开发

  

  1943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适应以后建设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需要,选派了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学习。张光斗到美国坦河流域管理局和国家垦务局任实习工程师,学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在美国方吞那水利工程的大坝工地上,张光斗遇见了1936年在国家垦务局实习时的导师萨凡奇博士。

  

  张光斗得知萨凡奇将于1944年去印度考察大坝工程后,便请其顺道去中国考察正在施工的水电建设。萨凡奇表示,如中国政府邀请,他愿意去。张光斗立即向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报告,国民政府很快向萨凡奇发出邀请。

  

  同年5月,萨凡奇乘飞机到重庆后,立即提出考察三峡。考察10天后,他在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编写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建议修建三峡电站。萨凡奇的报告,被国民政府采纳,并请美国国家垦务局设计、建设。

  

  正在美国实习的张光斗得知后,深感意外。他认为,此时修建三峡电站并不合适,因为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湖北,逼近三峡,在战火中建设大型水电工程,显然不合适;国内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水平均难以承担这样超大型的工程,美国的贷款也难以满足工程的全部费用,一旦资金不足,工程停工,将造成严重的损失;大后方经济总量和用电水平有限,即使电站建成,国内也无力消费其巨大的电能,必将造成浪费;三峡电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完全交由美国设计建设,美国将掌控我国经济,有损国权。对此,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仓促上马三峡工程,先后三次写信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申述,一再建议暂缓修建三峡电站。

  

  可惜,张光斗的建议未被采纳。当时国民政府和资源委员会主管领导,盲目听从美国专家的意见,无视张光斗的建议,对其三封建议信严加驳斥,并责令他在1945年初陪同美国水电专家柯登到重庆,参加三峡工程建设。

  

  张光斗回国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三峡工程委员会,由钱昌照任主任,柯登任总工程师,张光斗任秘书。1945年5月,全国水电工程总处在长寿成立(1946年9月迁往南京),黄育贤任处长,柯登任总工程师,张光斗任总工程师助理兼设计组长。其间,他参与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与美国一家工程公司谈判,由该公司派出20名技工和8台钻机,对三峡坝址进行钻探,但不久即停工。后来他又参与长寿上硐电站的建设和福建古田溪电站的筹建,并对7个水电站进行规划、勘测,收集相关资料工作。

  

  1946年,张光斗在《抗战八年来之水力发电事业》一文中,回忆了抗战时期中国水电事业的艰难历程。他特别强调说:“抗战八年来之水力发电工程最具历史意义者为龙溪河之开发。”多年以后,他深情回忆说:“1937年冬,到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后又到瀼渡河水电工程处修建水电站,供电给兵工厂。这些虽是小型水电站,但工作条件很困难,生活艰苦,能为抗战做些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全程精心把关 确保工程质量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败局已定。美国水电专家柯登即将回国,他十分欣赏张光斗的能力和人品,一再力邀张光斗全家去美国,并答应为他代办去美国的手续、机票及安排工作。张光斗说:“我是中国人,应在中国工作。”予以婉言谢绝。张光斗在台湾的几位同学,发来电函催他去台湾,并说已代为找好工作和住房。张光斗说:“我过去没有听顾德欢(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的劝说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共产党来了,我要留下来参加水电建设。”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通令水电工程总处将档案和技术资料装箱移送资源委员会,转运台湾。作为技术负责人,张光斗掌控着全国水电技术档案资料,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巧施调包计,将假的水电资料装箱移送给资源委员会,而把20大箱全国水电技术资料秘密保存下来。南京解放后,他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光斗鉴于水电建设尚未全面开展,便请求去清华大学任教,为国家培养水利水电建设人才。从1949年9月起,张光斗先后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水工教研室主任、水利系主任、副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五千多名专业人才。

  

  张光斗对三峡水利水电工程情有独钟。三峡工程从规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到开工建设全过程,他是见证人和主要技术质量把关者,为这一空前浩大的工程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全部心血。

  

  张光斗是三峡工程的积极支持者。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他认为,三峡工程几十年来已作了大量的勘测、规划、设计工作,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便于开发建设;该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经济效益显著,早开发,早受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已显著提高,工程建设中有关科学技术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能独立完成工程建设;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比较艰苦,通过库区开发性移民后,库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将得到改善。为此,他多次建言献策,积极建议三峡工程早日兴建。

  

  1986年至1988年,水电部多次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水利水电专业技术人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论证,最终得出结论: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建议早作决策”。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会,张光斗等163位专家参加论证,再次肯定这一结论,从而推动了三峡工程全面启动。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任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组长,主持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了10个项目专家组、126位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他逐项认真研究,反复推敲,核定最终审查意见,严把工程质量第一关。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后,张光斗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仍十分关注工程的施工安全与质量。他每年都要亲临施工现场,工地人员劝他不要到高空和危险地段去,他说:“工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张光斗任副组长。他每年两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除了查阅施工资料、数据,听取施工报告外,还在施工现场爬脚手架,下基坑,仔细检查混凝土的浇筑和金属结构的安装质量,向施工人员了解情况,进行指导。

  

  2000年末,为考察工程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满足设计质量要求,张光斗不顾88岁高龄,从基坑顺脚手架爬到55米高的底孔位置,检查底孔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孔壁,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当他摸到底孔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时,立即在工程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提出,要求施工单位修补导流底孔,确保工程质量。

  

  张光斗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对国家、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一直深受好评。为此,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称赞他是“当代李冰”。

  

  作者/邓颖

  

  原文刊载于2018年10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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