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向全国的商业“四放开”改革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07 0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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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重庆率先在国(营)合(作社)商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试点,为探索流通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有益尝试,获得国务院体改委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暗流涌动的变革

  

  自1983年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后,自由买卖便把封闭式商品流通体系捅开了一道口子,曾经凭借着“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多年来,国合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指定的“婆婆”进货,指定的价格卖出,在指定的范围内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这些“规矩”像铜墙铁壁一样封闭了经营之路。

  

  到1990年,全国的国合商业普遍出现亏损,经营十分困难,重庆也不例外。面对困境,远离重庆市区的巴县青木关供销社职工再也坐不住了。眼看着门可罗雀的柜台,半年的巨额亏损,他们合计着为什么不能像个体户那样干,闯出一条活路来呢?

  

  几天后,三个采购员大清早便搭车直奔城里的交易市场。他们一次性购进六七个品种的书包,按照高出进价、低于个体户卖价的价格摆放在供销社的柜台里,很快吸引来不少顾客。正巧又遇上赶集,几天时间就全部售罄,这一进一出,硬是把生意做活了。更令人欣慰的是,以前被个体户吸引走的顾客也回来了,供销社又热闹起来。

  

  一不做,二不休。“商店经营权、固定价格、固定收入分配”等雷打不动的规矩,在青木关供销社被取消了。他们甚至制订出最少三人同行进货的制度: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三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就这样,他们瞒着地方政府偷偷进货,定价进行销售,一个月下来,居然毛利率增长不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青木关供销社这一行为很快被相邻的供销社知晓。他们纷纷效仿,自行寻找进货渠道,用以填补亏损。变革就这样暗流涌动、一触即发。

  

  “四放开”改革试点

  

  不久,事情终于被捅破。在1990年9月召开的市财贸会上,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的事,引起不小的震动。虽然他们的做法收到了明显效果,也可以说对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闯出了一条新路,但因合理不合法,政府没有确认,而且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走得稳,当时谁也说不清。好在市领导发现了这个好苗头,并悄悄记录下来。

  

  会议之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张文彬一面让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一面着手组织市政府考察团年底赴沿海经济特区学习先进经验。

  

  广州、深圳、珠海……重庆市政府考察团白天考察企事业单位,晚上视察夜市,18天急行军似的考察,让大家渐渐打开了眼界。一路的思考,一路的争论,大家脑洞大开,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市政府迎宾馆召开的总结会上,张文彬广纳建议,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个方面的放开。“经营放开”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靠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自主决定经营范围,依法纳税。“价格放开”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灵活作价。“用工放开”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内部待业制,运用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分配放开”根据企业和职工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服务优劣、贡献大小等分配工资奖金,奖勤罚懒,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就这样,考察团从沿海回到重庆后,“四放开”改革即刻从酝酿付诸实施。

  

  1991年1月,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南坪工贸大厦21楼会议室里,张文彬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

  

  各种新气象的出现

  

  “四放开”改革的消息犹如一块巨石落水,顷刻间激起万丈波涛。一时间,各种议论、矛盾冲突蜂拥而至。一些商业部门的领导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长、县长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还有部门指责这是“越轨”“侵权”,要求马上“纠偏”……重庆市场的上空,一时间阴云密布。

  

  面对新生事物,人们往往有一个徘徊、观望的过程,但是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经看到了希望。

  

  重庆南坪商业大楼乘着“四放开”的东风,根据企业的自身优势,及时调整经营方针,改过去“狠抓零售,发展批发,巩固联营”为“扩大批发,确保零售,发展联营,批零并重,规模经营”。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批发经营结构进行了调整,采取扩大家电,发展针纺、钟表、百货,缩小五金,砍掉副食和小食品的措施,形成了以家电为龙头的批发经营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益。

  

  价格放开后,重庆市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体会到解开绳索放开手脚的感觉。一位教师看见商场出售的阿里斯顿冰箱较为便宜,但价格与其他商场相差不大,有些犹豫。商场家电部主任得知其购买数量较大,当即表示,每台还可以下浮30元。顾客很高兴,一下买走了5台。

  

  用工、分配放开后,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贸易公司职工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以前公司营业员中有“二怕二争”,即“怕外出摆摊辛苦,怕旺季太忙太累;争着休息星期天,争着下午梭晚班”。自从实行联销计酬后,居然出现了“二争三主动”的现象,即星期天业务好争着上班,下午生意忙争着上班;淡季太闲主动出摊,节假日顾客多主动设摊,主动为顾客送货上门。过去调动工作常常有人以“我干不了”为由而不服从,签订“三制三岗”合同后,即固定工实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制、内部待业制,根据表现实行上岗、试岗、待岗,安排工作再没有不服从的事情发生。

  

  各种新气象在试点企业悄悄地经历着由量到质的蝶变。为了让改革的路走得更顺畅,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会议决定,把“四放开”列入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改革成功推向全国

  

  1991年4月以后,“四放开”改革从试点阶段向全市全面铺开。与之配套的城市改革也势在必行,包括整顿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四放开”已不单纯是重庆商业企业内部的一项改革,而是一场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管理的大变革,必将带动各部门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遵照经济规律办事。

  

  转眼间,已是一年金秋季。经过多方努力,重庆推行“四放开”的商、供企业已经达到80%,可谓是硕果累累。随着媒体的各种宣传报道,这项改革在全国也逐渐引起很大反响。许多省市纷纷派人来重庆学习,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也派人前来进行专门的考察,充分肯定重庆的做法,认为此举为全国商业改革带了一个好头,推动了商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11月,“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隆重举行。会议由商业部部长胡平亲自主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会上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首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由此,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的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燃遍祖国大江南北。胡平欣喜之余,专门题词盛赞此项改革:“首开贾苑一枝花,迎来神州春满园。”

  

  作者/田姝

  

  原文刊载于2018年8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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